「女性艺术家访谈」周雯静：做一个对自己身体尚存感知的人 - ZERO零艺术中心

“艺术也许能成为一个缓冲地带，我们被这样告知：一个人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而必须舍弃的并非她的生命，而是她的故事。好的艺术创作能提出有效的问题，引发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都是具身的故事。看艺术展，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做一个对自己身体尚存感知的人。——周雯静”

2017—2025，八年跋涉，「倾巢计划」女性艺术双年展见证了无数女性的生命震颤。今年，她们围绕女性生命轨迹不可回避的那些议题：情感、婚姻、生育、母职……给出最真实的思考与回答。

本期推出第五届女性艺术双年展「倾巢计划2025」策展人艾蕾尔对参展艺术家周雯静的专访，深度还原她个人的生命轨迹、女性觉醒与力量重生。

创作起源与疾病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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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雯静在「倾巢计划2025」展览现场

艾蕾尔：你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这个身份对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周雯静：小时候因为喜欢在家里的墙上画画让父母非常头疼，于是被送去了绘画培训班，成为开启艺术之路的一个引子。2011年的时候学校邀请来Pina Bausch的舞团演讲和影像资料，在小剧场里放了三天三夜，被深深震撼看得热泪盈眶，从那时候开始想要去欧洲继续学习艺术。

我的艺术实践关注身份，性别，身体，疾病，权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女性艺术家的身份是我创作的起点之一。

艾蕾尔：你现在处于女性的什么生命阶段？你作为个体，在女性生命经验中，面临过哪些困境？这些困境是个人的还是女性群体共有的？

周雯静：拥有创造力的阶段。

安妮·博耶与身体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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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巢计划2025」周雯静展出的文字

“量化是感知的敌人。”——安妮·博耶

艾蕾尔：你提到安妮·博耶在《未死之身》中的一句话“量化是感知的敌人”，她的生活经历以及思想对你与你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周雯静：《未死之身》是一部关于女性身体疾病与就医经验的书写，诗人安妮·博耶被诊断出患有三阴性乳腺癌，这是乳腺癌中最凶险的一种。对于一位单亲妈妈来说，她一直以来都是照顾者而不是需要被照顾的人，但面对疾病，她必须接受脆弱，承受疼痛，开始战斗。这灾难性的疾病既是一场危机，也是一次重新思考死亡及疾病的性别政治的崭新契机。在我的第一件艺术创作《女人系列·节育环》作品中也触碰到了相似的议题，女性的身体经验在医学的现代性中的遭遇。之后的《以疾病之名》系列中也回应了这个问题，甚至玩笑的提出“临床艺术”，正如安妮·博耶在书中诗意的总结：“过于抽象：死亡。过于具体：我。在自我和死亡之间、既抽象又具体的中词是‘女人’”。

周雯静在「倾巢计划2025」展览现场

艾蕾尔：引用安妮·博耶“量化是感知的敌人”，在医疗体系将身体数据化的时代，艺术如何重建女性个体对病痛的真实感知？

周雯静：艺术也许能成为一个缓冲地带，我们被这样告知：一个人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而必须舍弃的并非她的生命，而是她的故事。好的艺术创作能提出有效的问题，引发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都是具身的故事。看艺术展，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做一个对自己身体尚存感知的人。

周雯静在「倾巢计划2025」展览现场

艾蕾尔：你提到许多人“穿着疾病之衣，被疾病命名”，这种医疗标签如何剥夺了女性对身体的自主叙事？

周雯静：乳腺癌的工业致病源，医学的厌女和种种族偏见历史及恶习，资本主义巨大的盈利机器，以及乳腺癌带来的痛苦和死亡在各阶级间不平等的分布，这些都被当今常见的有关乳腺癌的文学形态忽略了。

安妮·博耶写道：我们在自己的身体中患病，而如今我们病在光线的集合中：MRI， CT， PET。戴上耳罩，穿上又脱下病服，举起又放下手臂，吸气，呼气，血被抽出，染液被注入，检测棒被拿起又放下，挪动或是被挪动——放射科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由光影组成的病人。诊所里的影像并非静态影像 (image），而是成像过程 (imaging）。我们在涌起又平息的声波中，在闪烁的光影和底片里，在鲜艳的注射用染色剂中成为病人；我们依仗 “拥有身体”之普遍法则所赋予的权力，被冠以成像族（the imagelings）的名号。

我们生病，尔后我们的病症跌入科学那冷酷的掌心，跌入从容自信的显微镜玻片里，跌入卑劣的谎言、同情和公共关系里，跌入浏览器的新页面和书架上的新书里。

避孕药与身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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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雯静《21天避孕药》12X17cm（10件）综合材料 2020

艾蕾尔：短效避孕药被称为“第一种纯粹社会意义的药品”，如何看待它把女性排卵功能当作“疾病”治疗的逻辑？

周雯静：当你在搜索引擎搜索今天的短效避孕药会出现：“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样的评价。避孕药是第一种用来治疗没有患病人的药，被称作“第一种纯粹社会意义而非诊疗意义的药品”。短效避孕药作为一种激素疗法，其实是把女性的“生育力”，也就是女性的“排卵功能”当做一种疾病来治疗。在治疗期间，女性失去了排卵功能，也失去了生育力。当你英文搜索短效避孕药的图片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粉红粉绿漂亮精致的小药丸，我在想为什么避孕药要做的这么好看呢，像漂亮的糖果一样？为什么这种药物要具有商品属性？为什么避孕药需要女性来服用？这个药物一直是以一个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话语中，仿佛对它的负面评价是政治不正确的。

周雯静《21天避孕药》局部

创作《21天避孕药》这个作品时我想到了约瑟夫?博伊斯在巴黎蓬皮杜中心的作品，一个用灰毛毡包裹的钢琴，作品的名字叫《沙利度胺小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沙利度胺（Thalidomide）又名反应停，它在世界药品发展中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反应停曾经作为抗妊娠呕吐反应药物在欧洲和日本广泛使用，后大量销往非洲、澳洲和南美。作为一种“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抗妊娠反应药物”，成为“孕妇的理想选择”。但是投入使用后不久，出现大量的畸形胎儿，出生的胎儿四肢不全，被称作海豹肢症（Phocomelia）就像那个被包裹住不能发声的钢琴。

物质记忆与女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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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雯静《生产/符号》 25x3m 毛巾 2017

艾蕾尔：聊一下这件作品的“手工”创作方式与祖母纺织劳作的关系，以及社会劳动与性别的分工问题。

周雯静：2017年我回国参加了第一届合川钓鱼城新媒体艺术节，创作了《生产／符号》，这个作品是专为合川市废弃的重棉四厂空间创作。这个工厂废弃以前是主要生产棉、麻的纯纺和混纺纱线及坯布。我的祖母70年代到90年代初也是从辽宁移民到湖南株洲，在市毛巾厂工作，祖母去世后，我和父亲在她的衣柜中发现了遗留的大量毛巾，约20多公斤。于是我把这么多的废旧毛巾亲手缝制成3米乘25米的长帆挂在展厅里。结果展览的第二天我去展厅拍照，正好遇见了重棉四厂的退休女工穿着曾经的工作服来参观展览，在我的作品前合影。我也赶紧过去给她们拍照，这个突然的意象让作品有了立体的生命，我很欢喜。

医疗凝视与身体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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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巢计划2025」周雯静参展作品

艾蕾尔：当医学影像在网络上匿名传播，患者如何重新夺回对自己身体图像的话语权？

周雯静：在巴黎的时候住在巴黎圣路易综合医院附近，经常去里面的博物馆参观。这家医院17世纪建成，是世界最早的综合医院之一。博物馆里陈列了17-19世纪间出现的所有皮肤病的翻模雕塑，非常写实，非常惊悚。我看见很多真实出现过的人的脸。他们都闭着眼睛，状态安详。那些被蜡模纪录下来的人的面孔被陈列在柜子里，这个图像可能就是这个人曾经存在与这个世界的唯一的证明，但是他们的脸下面的标签上却写着他们得过的疾病的名字。他们穿着疾病之衣，被疾病命名。

之后我遇到一个对疾病系列作品深有感触的朋友，她有一个个人经历，就是在她初中的时候成为了猪流感H1N1第二号病人，那个时候她的照片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被刊登被报道，而她的照片下面写的不是她的名字，而是“猪流感H1N1二号病人”。

周雯静《以疾病之名No.2》 35x25cm（18件）纸本绘画 2018-2020

《以疾病之名No.2》，这个作品中的图像是我用绘画的方式“写生”出来的乳腺钼靶X光的医学摄影。乳腺增生、乳腺癌成为一种普遍的现代疾病，我收集了来自网络上不同国家的乳腺钼靶X光的医学摄影，同样的是，很多人一生留下来最重要的图像，可能并不是他们的某张个人照片，而是他得了乳腺疾病之后拍下的X光摄影，以“乳腺癌”或者“乳腺增生”命名，在某家医疗网站的网络上无限地传播。

这些绘画在巴黎个展览的时候，我把画的方向旋转了90度，像这样，一个普通观众会和我说他看到的是蘑菇、水母或者某种未来生物，但有趣的是有一个外科医生进来看展览，他却是惊讶的发现他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钙化、增生和病变。我很喜欢这种冲突，这个作品想要讨论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医学的目视与艺术的目视之间的交汇点与对立面。

周雯静《以疾病之名No.2》局部

米歇尔·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这本书中说到，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微妙的权力，要想治疗自己所患的疾病，必须有其他人用他们的知识、资源和怜悯加以干预，一个病人只能在社会里治疗他的疾病，因此，把某些人的疾病变成其他人的经验，使痛苦展示出来，这样做是公正的：病人暂时不是一个公民了，他沦为某种疾病的历史。病人到医院来寻求治疗，却变成一种景观。

创伤修复与叙事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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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蕾尔：手绘X光片这一行为，是否可视为用肉身感知对抗冷硬医疗数据的仪式？

周雯静：《以疾病之名No2》这个作品目前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Zero艺术空间“倾巢计划”中展出，一部分在一个医院里展出。我觉得这种平行的关系还挺有意思的。这两种目视，医学的、科学性的目视和一种审美的、好奇的目视在同一个画面上的交汇和对立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倾巢计划2025」展览现场

艾蕾尔：若“量化”是敌人，你认为当代女性应如何守护对身体的真切感知？

周雯静：开幕的论坛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成为母亲之后，如何保有作为艺术家的主体性？第二个问题就是，上野千鹤子说过“母爱是一种意识形态”，我初听时非常震惊。在社会建构论的学习中，了解到一些极端社会建构论论述过，一些人是如何把一些不具备自然属性的一些东西把它规定成是自然的，从而去剥夺它的社会价值？包括女性劳动、母职等等，他们是如何把母爱自然化的？妈妈天生就爱小孩，天生就要付出，天生就要喂奶，天生就要行使生育的职责，从育儿到所有家务劳动的付出都应该是天然的、无偿的、没有社会价值的。而把女性家务劳动从社会劳动中分离出来的这个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兴起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为资本主义启蒙过渡的需要；但另一方面是如何通过语言和概念的制造让女性之爱、母性之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几股力量同时的作用从而导致我们目前的这种现状（费代里奇《凯列班与女巫》）。

（摄影：李炳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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