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K展览现场 | 孙国娟“很一个人”

“很一个人”

艺术家：孙国娟

策展人：安娜·诺维科娃

展期：2025·12·6 - 2026·3·9 

“很一个人”展览现场

孙国娟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极具独特性——她的轨迹并未沿着主流先锋艺术的潮流发展，而是以一种并行却自成风格的方式缓缓展开。她成长于一个特殊的家庭：祖父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从朝鲜来到中国，成为大韩民国的缔造者中的一位。父亲是工作在中国的最早一批航空机械师和飞行员，母亲深深扎根于中国。英雄般的跨国家族史并未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塑造她，而是以一种“气息”渗入她的生命。孙国娟延续着特殊的家族故事，从少年时代开始的艺术熏陶，伴随着一部分来自祖国朝鲜的电影，两种文化的融合，共同形成了她的文艺底色：浪漫的理想主义、光线般的真诚，以及通过氛围而非论断来理解世界的能力。

尽管当下全球艺术界往往以后殖民理论来讨论“身份”——强调边缘性、他者性以及殖民权力的历史遗留——但孙国娟的生命轨迹却来自几乎相反的历史范式。她的归属感并非在排除中生成，而是在更广阔的社会主义世界里被塑造：在“兄弟国家”之间流通的影像、价值与情感结构跨越国界，构成了一种共享的文化想象。在这样的语境中，她的朝鲜人背景并未被边缘化，反而被温和地理想化，成为一种轻柔的“异质感”，能够轻易融入国际主义友谊的叙述之中。即便她常常感到自己的“不同”，这种不同也在一种包容而非压抑的框架下展开。回望今日，她的创作正悄然从这种政治性想象中移出——转向感受性、私人性与无遮蔽的经验，揭示了人们之间的亲近与相似，往往更多由政治范式，而非单纯的族群出身所形塑。

在这样的语境中 , 她的艺术敏感正是从这种“不同”中生长出来的。许多同代艺术家在八九十年代通过意识形态、 哲学理论、学院训练进入前卫艺术的创作。而孙国娟的现代性，则来自情感的内向，文化的混融，以及日常经验的细腻感知。童年时期，当面对外界的动荡，她常对自己低声说：“我一个人，和你们不一样。”这种内向并未让她远离现实，反而成为她吸收世界的方式。也正因此，尽管她的道路与主流不同，她却频繁出现在“85 新潮” 及之后的女性艺术的历史叙述中——因为她的实践，为改革年代的艺术转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她早期的静物绘画、后期的装置，以及长期持续的摄影行为，并非源自宣言或学院体系，而是源于个人记忆、 材料感知，与一种近乎本能的女性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种“平行现代性”，在 面对共同的时代变革时，她以亲密、脆弱、自传式的语言做出回应，拓展了当代艺术的边界，不仅包括批判与断裂，也包含内心经验的缓慢沉淀及其转化。

《很一个人——孙国娟》展览关注的是：每当她的人生发生转折，她的艺术语言也随之变化；而她珍藏的物件： 衣服、书籍、私人照片、各种物件成为她的家族历史和个人艺术创作的自我存档的方式。这些物件与作品共同构成了展览的情感结构。展场中出现的朝鲜电影片段并不是她创作的解释，而是一种背景和回声。它们将我们带回她曾身处的审美经验：真诚、理想主义、情感的透明度，并作为一条柔软却持续的文化线索贯穿她的实践。

安娜 · 诺维科娃

2025 年 12 月 6 日

01

初光，被想象的故土

孙国娟的早年生活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岁月。那时的公共世界喧嚣而充满意识形态，私人世界却保持谨慎、克制、安静。在昆明，她像普通女孩一样上学、进剧团、 和朋友相处，很少向同龄人提起自己的朝鲜血统，“不同” 对她而言是一种需要被悄悄保护的东西。但家族史始终让她与周围保持着轻微的距离。祖父孙斗焕曾随金九奔赴上海加入韩国独立运动，父亲孙基宗属于中国最早一代航空机械师和飞行员。这些跨国且英雄化的叙事并未以政治方式塑造她，而是以一种气息渗入家庭内部，形成一种安静的尊严感、理想主义与情感的透明度。

“很一个人”展览现场

在家里，她常常观看朝鲜电影，那些带着柔性英雄主义 与理想化情感的影像，为她提供了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 不是观看情节，而是体会氛围、语气与内心的波动。每 当外界出现动荡，她更倾向于向内退回，这并不是逃避， 而是她理解世界的方法，一种后来成为她艺术基础的内 在逻辑。

十四岁时，她成为云南省图书馆最年轻的工作人员。书 籍、档案与安静的节奏延续并深化了她的内向方式，使 她日后艺术中的观察细腻、感受敏锐、节奏缓慢而坚定。

1977 年当她第一次回到朝鲜时，受到“孙基宗之女” 的正式接待后，作为一个拥有两个祖国的人，却意识到 自己实际上并不属于任何单一的地方。这种微妙而无声 的错位感，成为她日后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走出一种 独特、平行路径的早期根基。

“很一个人”展览现场

02

开阔，被召唤的可能性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正迅速变化，改革开放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流动。昆明从沉静的边陲小城逐渐变得热烈起来，年轻人聚在公园、图书馆、朋友家、讨论艺术、 阅读新书、尝试尚未被定义的表达方式。这些自发的聚会后的思想碰撞及产生的艺术创作成为“85 新潮”的一个重要部分。

“很一个人”展览现场

她的早期作品未经学院训练，显得质朴，却有着真挚的感受力。当时的朋友们热烈讨论理论、意识形态、现代主义，而她的表达来自直觉、来自内心。无论是《静物》还是《我的城市》系列，都带有一种不以批判为目的，而以感受为核心的气质。

云南路南县石林地区的圭山是热爱当代艺术的年轻艺术家的精神据点。他们在这里画画、争论、探讨，没人意识到这些随意的日子后来会被写进中国西南艺术史。展览也随之出现，草根、自发、能量十足，而她的作品也逐渐进入更大的艺术现场。

“很一个人”展览现场

昆明正在成长，而她也在其中悄悄成长。城市不断扩展的文化空间让她得以以自己的方式吸收时代的变化，不喧哗、不激烈、却持续发生。

她从未宣布过自己是艺术家，她只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艺术家。 在一个推动许多人走向批判性与概念化的年代，她以内向的生活经验走出独特路径，而正是这种不同，使她创作的篇章默默地进入了“85 新潮”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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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北京，第一次重塑

1990 年代中期的北京，这里的艺术圈正在快速拥抱观念、全球理论与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家们思考历史、质疑意识形态、尝试新的媒介框架，并力争在国际场域中定位自己。 

对从直觉与情感起步的她来说，这是一种冲击。她早期的静物作品，在这个快速更新的艺术现场面前显得“过于传统”。她感到一种隐性压力，需要改变，却一时找不到方向。 

她的“不同”在昆明是一种令人好奇的气质，但在北京 却让她更加不知所措。有人建议她以身份主题创作，也 有人希望她顺应正在流行的视觉语言。她都拒绝了，不是为了反抗，而是因为那不是她认识世界的方式。 

这是一个痛苦却关键的阶段——她知道自己是艺术家， 但现有语言已难以支撑她的经验。

就在困惑与压力之中，她迎来了第一次重要的自我重塑。《痕迹》与《叶子的变异》系列在此期间出现。它们不是对观念艺术的模仿，而是她对变化的内在回应。叶片 被拉伸、扭曲、抽象化，成为承载焦虑、韧性与自我整理的“容器”。《痕迹》中密集的笔触带着一种内在调节的节奏，仿佛她在梳理情绪的同时抵御外界的压力。

她的绘画更精炼，视觉语言首次获得稳定的识别度——不是来自意识形态，而是来自转型时期的心理体验。 

与此同时，北京给予她新的机会，她开始出现在关于女性艺术的历史叙述与重要展览中。然而这种认可伴随复杂情绪：她被看见，却未必与主流路径一致。 

在那个年代，她童年观看电影所形成的情感结构始终在内心深处支撑着她。那些理想主义、清澈、真挚的情绪感知方式为她提供稳定性，让她在变化之中保持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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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糖，白色年代

进入 21 世纪初，孙国娟迎来了自我突破。经历北京的动荡、自我怀疑与长期的探索之后，她无意间找到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媒介——白糖。契机来自策展人的一次邀请，但真正决定性的，是她第一次触摸白糖时的那种“对了”的感觉。 

白糖拥有她多年寻找的特质：柔软、脆弱、甜蜜、轻微 的哀伤。它唤起她童年的味觉记忆，也承载她从未能用绘画表达的情绪。当《甜的梳妆台》完成时，她意识到自己找到了能够承载“氛围”的材料。 

这一时期的装置作品——梳妆台、玻璃瓶、桌面陈设——并非观念性的形式实验，而是从她的日常经验中生长出的情感空间。白糖成为环境、记忆与情绪的共同媒介，使柔软与失落得以并置，而无需任何解释。 

“很一个人”展览现场

她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长期的摄影项目《永远甜蜜》。每年以白糖覆盖身体并拍摄，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记录。她直视时间、直视变化、直视身体的脆弱，这让她自然进入中国女性艺术的讨论核心。她的作品并非模仿女性主义策略，而是一种来自女性自身感受结构的表达。 

随之而来的是认可，展览与评论纷至沓来，研究也逐渐展开。而更关键的，是她自己终于看见了这种新语言的力量。那些曾让她感到痛苦的“不同”，如今成为她最独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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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双城之间，一个自己

2000 至 2010 年代，中国当代艺术逐渐从快速变动走向制度化与稳定化。先锋、观念与市场化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国娟的实践也进入相应的平稳期，能够以更长线的方式整理材料、凝练语言。 

她的生活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 

昆明是情感底色的所在，是光线、习惯与最初形成本能的地方。

北京宋庄则提供了一个成熟的艺术生态，使她能够观察、 交流、并在稳定的社区中构建持续的实践。 

早期的创库工作和创作，代表的是另一种年代的松散、 年轻、开放、及草根实验精神。而宋庄象征着成熟：稳定、 专业、持续。她从创库的自由过渡到宋庄的秩序，这与她自身的艺术转向从“寻找”走向“自我掌握”高度一致。 这一时期，她自然地出现在中国女性艺术的重要叙述中，参与展览、出版物、研讨会。支持年轻艺术家，并以策展人的身份推动女性视角的可见性。这些成就并非主动追求，而是长期实践的自然结果。 

她的材料也趋于稳定：白糖、布料、照片、私人物件。 从曾经承载断裂与渴望的形式，转化为一种清晰的表达工具。她不再质疑“如何成为艺术家”，而是以一种坚定而安静的方式“继续做艺术”。曾经的“不同”成为稳定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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