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末画报》报道：ILYA & EMILIA KABAKOV：飞翔的卡巴科夫

这幅画代表了伊利亚和我感兴趣的许多事物，首先是记忆——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想象的记忆、真实的记忆、社会记忆、非常个人的记忆。这幅画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它是大型装置艺术《黑暗教堂（THE DARK CHAPEL）》系列中的六幅作品之一。画中有一些过去的碎片：看似属于古典画作的图像——是艺术的记忆还是个人的记忆？画中有一些白色块，或者应该说“脏白色”？记忆总是纯净明晰的吗，还是模糊的、源自想象？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都面临这些问题。我们的社会记忆更加令人困惑：它们是基于真实事件，还是基于事件发生时我们得到的相关信息？这幅画中还有许多其他颜色。乍一看它很简单，然而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能启发思绪、迫使人沉思与反思。

我从3岁开始弹钢琴，本来是一名音乐家。我曾确信我永远会是音乐家。但生活的变故来得措手不及，我最终来到西方。单靠西班牙文学和音乐，我无法生存，无法养活我的女儿并让她们接受良好教育。我开始研究法贝热和古董，成为非常擅长法贝热的专家，对美洲文物亦颇为了解。我一直有很多艺术家朋友，他们向我寻求帮助。我逐渐开始接触当代艺术——开始学习、阅读、去博物馆。后来，一家小型私企请我帮忙组建艺术收藏，我开始与该公司及其他藏家合作，直到伊利亚来纽约。

在纽约从事艺术品交易当然不易。对于女性，尤其来自另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而言，适应当地迥异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充满艰辛。但移民和侨居总是复杂的，甚至可怕的。一切取决于你的态度：要么让恐惧支配你的行为和生活，要么尽你所能去应对一切。

伊利亚和我认识了一辈子。他对我的印象是钢琴家，却惊讶地发现我开始与艺术家合作。我们的故事非常浪漫，是生活、爱情、音乐与艺术的交织。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我首次真正看到“整体装置”（total installations）时大受震撼，甚至无法描述我的印象与感受。怎么可能仅用简单的构造、文字、照片、素描或绘画，就传达如此丰富的视觉与情感体验呢？这是出于魔法、控制，还是伟大的艺术天赋和想象力？我决定参与其中。我们的合作并非开始就一帆风顺：他担心有一天我将无法忍受无休止的劳动与尘土——装置艺术可不是一项干净的工作——然后离开。我则不敢提出任何建议，因为他是个艺术家，而我就算经验再丰富，也仍然是个音乐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建立信任。信任和尊重在我们的合作中最为重要。当然，爱也提供了很大助力！最令人激动的是什么？是看到人们带着笑和泪进入或者穿过装置，感到作品关乎他们的感受、恐惧和疑难；是看到作品给观众带来情感和视觉冲击，无论他们拥有何种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年龄、国籍或宗教信仰，他们都只是普通人。

伊利亚是莫斯科概念派艺术的先驱。他靠童书插画谋生，而他在自己的工作室创作的画作在当时的苏联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他凭借与少数密友的小圈子在苏联的“地狱”中创造了一个“泡泡”或者说“天堂”。他一直将西方艺术史视为文化发展的向导。他知道，没有一定的氛围，他的画作不会被理解。这些作品需要一个语境。于是，1983~1984年，他在莫斯科的工作室创作了第一批整体装置。后来他受奥地利文化部邀请到格拉兹进行一年驻留，其间他将不少早期画作转化为装置。许多画作被瑞士外交官买下并被带出苏联，进入瑞士的博物馆、私人收藏以及蓬皮杜艺术中心。当时蓬皮杜的馆长是马尔丹（Jean Hubert Marten），他在伊利亚来西方之前就买下了《从公寓飞入宇宙的男子》及其画册和画作。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非常复杂：伊利亚和我创造了那些幻梦空间，但正如你所言，它们是为访客设计的。当观众走进空间，不管是房间、厨房还是走廊，一旦进入装置，他们便进入了一个世界，理论上有一个虚构的角色生活其中，囿于他的梦境、幻想，甚或乏味或者恐怖的现实。但实际上那里没有这个角色。通过阅读文字或观察装置内部的细节，观众慢慢变成这个“角色”，这个想要逃离房间、逃离生活、逃离国家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想飞到哪里，但逃跑主义和对生活的恐惧开始主导这个空间的叙事和观众的思维。天使是一个完美的隐喻，代表了人们可能渴望的一切：他是自由的，会飞翔的，他不在那里。天使代表死亡、自由还是希望？这取决于谁在观看。这个建造棚子的“祖父”，可能是我的祖父，也可能是你的祖父，他在棚子里待了好多天。为什么？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只要往棚内看看，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想去那里的渴望，想去见那个天使，想成为那个天使。我相信伊利亚也会这么说。

伊利亚离开苏联后执着于向世界讲述那里的生活。这对许多艺术家、作家来说或许似曾相识？他们不求获助，只是希望告诉星球上的其他人，他们曾过着没有自由、与外界断联的苦日子。我认为该状态大约终止于2000到2003年。他开始采用更复杂的手段创作，运用巴洛克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元素大量描绘天使、飞翔的人、没有人的奇异世界；装置作品也发生了转变，比如《空荡的博物馆》、《奇异城市》、《黑暗教堂》、《白色教堂》等等。他不再恐惧，他的生活因此产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影响了他的心态乃至艺术构想。过去七年他不能旅行，主要专注于绘画创作，我则负责制作装置和策划所有重要展览，但我们二人的合作始终如一。

我们与越后妻有的关系非常特别而长久，要感谢两位很好的朋友——作家、策展人、一个了不起的人：Wakana Kono，以及把我们带到这里的北川富朗，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非常专业的画廊主理人。2010年的一天，他带我们去了越后妻有地区。那是一片白雪皑皑、广袤而空旷的风景，视野内没有任何人和动物，只有雪，房子几乎连屋顶都要覆没在雪毯之下。他和我们讲述了他的梦想，那听起来简直是幻想，但它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知名的艺术目的地。

有一次，村民问他，卡巴科夫夫妇会回来吗？他说不会了，可是村民希望我们回来。因此，《生命之拱》（2015）在越后妻有落成了。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甚至无法离开家门，更别说举办展览了。但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作品——《宽容纪念碑》（2021），多亏Wakana Kono和北川富朗，这件作品在越后妻有成功落地！伊利亚认为他们是我们的天使。我希望我能再去那里一次，见见大家，看看我们的作品，把时间花在艺术被热爱、理解和欣赏之地。越后妻有的人民给我们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信，我希望有一天能亲自去向他们致谢。

是的，世界现在充满了仇恨、敌意与愤怒。

我时常觉得，伊利亚说得很对，他曾说，苏联解体后，源自那片“被感染”的土地的思维在全球弥漫。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完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只是对天堂与乌托邦的幻想。但首先，乌托邦意味着“不可能实现”，其次，每个制度都是由人建造的。历史不会自动重演。人们创造历史，并试图在地球上建造天堂。人们梦想乌托邦的生活能够实现。但人们不曾改变。放眼四周，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全球范围的《公共厨房》中，每个人都在试图篡夺他人的领地——以前大家要争抢狭小的厨房、厕所或浴室空间，现在则是地区甚至国家。因此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创作《宽容之船》，它是关于这个世界、未来和生存的对话。人类的生存有其独特的文化史，人类拥有文化，这正是让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原因。除非我们改变自己，否则无法改变世界。而改变必须从孩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