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浩登首尔｜崔秉昭的晚年创作：在报纸上擦除世界

贝浩登（首尔）欣然呈现“无题”，这是韩国艺术家崔秉昭（Choi Byung-so）的个展，也是画廊于 2026 年推出的首场展览。本次展览亦标志着艺术家于去年九月去世后，其作品首次以个展形式呈现。

崔秉昭展览“无题”现场，贝浩登（首尔），2026，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崔秉昭通过一种带有表演性的创作方式，发展出独特的艺术实践：他使用圆珠笔或铅笔，反复涂抹、抹除报纸与杂志上印刷的文字与图像。通过这一行为，他拆解了图像与语言原本承载的信息与语义功能，将其还原为纯粹的物质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纸张不再只是被动的承载媒介，而成为时间与劳动不断累积的场域，使艺术家得以显现出一种新的物质感与视觉密度。

本次展览聚焦于艺术家生命最后十年的创作，深入呈现其晚期实践，同时也为重新审视崔秉昭在韩国当代艺术史中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契机。

无题 0220501. 2022, 圆珠笔和铅笔绘于报纸纸本. 23.5 x 18 x 1 cm,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2026 年 1 月，在艺术家去世四个月之后，崔秉昭的作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切中当下。自上世纪以来，他的创作持续质疑媒体不断累积信息的机制——铺天盖地的新闻、广告与话语洪流，压迫并侵扰着我们的感知。崔秉昭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语言的使用方式使我们远离生命的意义，远离存在的本质，也远离一切使我们得以生活、思考并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东西——这些本应以一种密集而沉默的方式呈现。

崔秉昭展览“无题”现场，贝浩登（首尔），2026，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通过视觉层面继而概念层面的探索，崔秉昭超越了单纯的审美问题，采取了批判性的立场，对信息与意识形态的侵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转。他对修辞与图像大规模扩散所带来的异化操控的抵抗，是对“功能失效之暴政”的拒绝。进入 2026 年，这种对一切虚假之物的反抗显得尤为必要，因为权力策略正威胁着将个体与社会变成被过度操控、扭曲的木偶，从而瓦解任何理解的可能。

无题 0200610. 2020, 圆珠笔和铅笔绘于报纸纸本. 25 x 18.4 x 1 cm,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崔秉昭, 无题 0200610（局部）. 2020,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崔秉昭以否定的方式回应这一颠倒错乱的戏剧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他作为艺术家与画家所创造的另一种空间体验。他抵抗的武器是绘画。进入这一解放性的空间，需通过一种抹除与覆盖的方式：以无尽的圆珠笔线条覆盖层层累积的语句。他并非抹去文字，而是将其划掉，使之转化为另一种书写形式。他以严肃的态度，有时亦带着幽默，保留某些杂志标题，将其作为基本的哲学问题，压缩为媒体陈词滥调的符号：TIME、LIFE……

崔秉昭展览“无题”现场，贝浩登（首尔），2026，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正是这种生命，这种真实的时间，崔秉昭引领我们去重新发现。通过耐心而持久的墨线绘制，他让纸张染色、拉扯、撕裂，生成一系列姿态、节奏与表面，使我们得以重新夺回对自身的感知与主权。我们在艺术所创造的全新空间中穿行——这些空间化为绘画、雕塑、装置，继而成为路径与疆域，让自我得以通过感知、身体与光重新被召回。这些路径无处不在，并且在崔秉昭的诗性实践中，它们可以从“无”中生成——从一个物件、一个微观世界开始：一包香烟、一张报纸；或相反，成为宏观的存在——一组聚集的纸张，一个真正的宇宙。它们源自一次身体与精神的经验。

无题 0230305. 2023, 圆珠笔和铅笔绘于报纸纸本. 54.5 x 80 x 1 cm,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崔秉昭, 无题 0230305（局部）. 2023,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一道裂口成为一条通道，穿越毁灭，行进于痕迹与废墟之中——一种通向耀眼之美的创造性考古。沟壑的堆叠、切痕的阵列，引领我们进入一片被微光与振动穿透的黑暗。最终，我们忘却了语法的策略与词汇的即时性，在其中发现并体验一种“属于另一种时间尺度的沉默”——一种逃离所处社会偶然性的时间，一种指向深刻、简约而无边界的体验。

崔秉昭展览“无题”现场，贝浩登（首尔），2026，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若要他回应关于世界的提问，他或许不会作答，或只是在清醒与睡眠之间，以沉默的方式递出某种物质——一种表面幽暗而闪耀的存在。

崔秉昭始终遵循其独特的方法论，通过以圆珠笔与铅笔在报纸上反复涂抹、抹除文字这一带有表演性的行为，持续改变其创作媒介的物质属性。他将报纸、圆珠笔与铅笔等日常物件主动纳入创作之中，展现出一种鲜明的实验精神，这一点在其艺术生涯的早期阶段便已清晰可见。通过在画面上进行持续而重复的行动，这些源自日常生活的材料被重新想象，并获得了与其原有身份截然不同的全新性质。

20 世纪 70 年代，崔秉昭开始以报纸作为创作材料之际，拒绝保守观念与既定形式、追求创新的先锋艺术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在社会层面，媒体受到严格控制，言论表达亦遭到压制。对于当时年仅三十出头、身处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崔秉昭而言，报纸是最为触手可及的媒介。然而，正是出于对媒体无法被掌控、并对其运作方式的愤怒，他选择以圆珠笔在报纸上抹除新闻文本，将这一情绪转化为持续的创作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