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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以其欢

浅议中国古代墓室壁画中的娱乐图像

︱董昕昕︱

《列子》曰：“忧苦，犯性者也；逸乐，顺性者也。”人类天性向往欢愉。那些丰富精彩的娱乐项目，是人们表达快乐、追求幸福的天然途径。列子的观点，揭示人性追求，是对娱乐活动本质的精准定位。

中国的娱乐活动起源甚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原始人在耕种狩猎之余，以歌唱、舞蹈等方式表达情感，建立与自然的联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从繁忙的劳作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闲情逸致享受生活、放松心灵，娱乐活动形式也不断发展。中国古代丰富的娱乐活动，体现了中国人顺应自然、追求和谐的哲学观念，对当下生活仍有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娱乐活动在文学、美术、音乐等领域均有记载，其中壁画作为人类社会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相较于卷轴等绘画形式，是更形象、更具有感染力的直观资料。中国古代壁画绵延数千年，反映古人娱乐生活的图像极为丰富，这些精彩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审美体验，更让我们窥见古代文化的魅力和古人的风采。透过这些壁画记录的娱乐活动，今人得以与古人共享欢愉，感受中国古代文化的无尽魅力。

目前发掘的壁画遗存中，与娱乐图像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墓室壁画和石窟壁画，其中石窟壁画主要为敦煌壁画，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墓室壁画则综合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墓葬演变、礼仪规制、世俗生活、艺术发展等各个方面，并呈现出从早期以礼仪性、宗教性、教化性为主，逐渐过渡至世俗化、生活化、多元化的演变路径，体现了鲜明的从“神性”到“人性”的深刻转变。其中，娱乐图像发展与墓室壁画发展同频，并且是这一转变的表征，故而本文聚焦于中国古代墓室壁画中的娱乐图像之发展，以期揭示古代社会的文化风貌和审美追求。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中国墓室壁画约始于西汉，发展于东汉，兴盛于唐宋金，式微于明清。墓室壁画的发展和朝代更迭、国力强弱、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其中的娱乐图像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许多图像保存完好、绘制精美，展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该类图像随时代演进有着明晰的发展沿革，分布地域广泛，但主要围绕着都城的中心区域展开，这和所处时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民生改善密不可分。墓葬壁画中的娱乐图像，重点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和生平记录，包括出行图、宴饮图、庭院图、侍从图、娱乐图等多种题材。

(东汉) 百戏图（局部）

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镇杨二村东汉墓

从“彼岸”到“此岸”

——娱乐图像与墓室壁画演变历程

中国古代墓室壁画有着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学者汪小洋曾参照中国宗教美术发展路径，将墓室壁画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神秘化的兴盛期、世俗化的繁荣期和程式化的衰退期。这三个时期串联起中国墓室壁画从神秘化向世俗化转变的轨迹，而娱乐图像则可视作这条转变轨迹中的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一过程中“神性”逐渐淡化、“人性”愈发凸显的特点。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墓葬壁画的第一个兴盛期，墓室壁画普遍呈现神秘化的倾向。在“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下，墓葬营造者不遗余力地打造死后的理想家园。壁画中，一方面是肃穆瑰丽的神幻情景，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和乐舞等娱乐活动，诉说着人们对彼岸的无尽想象。东汉之后，围绕现实生活的题材明显增多。娱乐图像中，庄园生活屡见不鲜，包括宴饮、百戏、狩猎、乐舞、斗鸡等。这些墓室壁画分布广泛，如洛阳烧沟61号墓、河北安平汉墓、辽宁辽阳汉墓、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等，不仅表现了当地的风俗特色，更透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整体看来，汉代壁画在构图上常用横向长图形式，将众多人物进行巧妙的组合排列，营造出节奏感。人物造型多用线条勾勒，简练流畅，色彩典雅，具有平面装饰感，充分体现了汉代艺术的魅力。

魏晋之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墓室绘画数量和制作水平都骤然下降，目前遗存主要集中在中原以外地区。由于商品经济衰退和佛教传入，墓室壁画中道教神仙题材明显减少，彰显地位、权势、身份的壁画内容开始增多。娱乐图像主要承袭前朝，以宴饮、乐舞、百戏等题材为主。在频繁的民族交流下，壁画墓虽分布各地，但在布局和内容方面趋于固定和规范化，整体面貌呈现趋同的态势。

隋唐宋辽金时期为壁画世俗化的繁盛期，壁画中的娱乐图像以题材广泛、面貌多元、技法精湛和装饰性强而独树一帜。唐代的丧葬观念和礼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变革。唐朝不仅重视丧葬礼制，设立太常寺、礼部等专职机构和官员来负责执行相关制度，而且因经济昌盛、民族融合，儒、道、释三教并行不悖，社会观念愈加开放和包容。这一时期“象征性的图像更加被忽视，因为墓葬建筑承担的生死转化功能意境完成了象征意义，图像可以直接地表现生活场景。”基于此，神灵图像开始让位给现世生活题材，描绘现世生活题材的壁画大量涌现，它们不再仅是对重生世界的憧憬，更像是对现实图景的传神写照。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的繁盛促使社会对精神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皇室成员对娱乐活动的热衷更是引领了一代风尚，这在西安出土的壁画中得到鲜明体现。壁画墓中的娱乐图像在题材选择、技法运用和意境营造方面均有显著的提升，原有的乐舞图、狩猎图像更加精美，马球图、出游图等题材也不断创新，为这一时期的壁画注入了新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女性群体的娱乐活动尤为兴盛。唐章怀太子墓《观鸟捕蝉图》、韦慎名墓《少女骑马出行图》、唐让帝惠陵的《贵妇与乐舞图》等，均生动展现了贵族女性悠闲惬意的生活状态。这些画面不仅反映了唐代的游乐风气之盛，也彰显出唐代的开放和自信。女性游玩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画面生动，富有世俗情趣，气氛和谐轻松，透露出浓厚的自由浪漫色彩。女性成为审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也是民族融合下观念逐步开放的必然。

隋唐以后，西域与中原的交流进一步深入，“胡乐”“胡舞”风靡坊间，燕妃墓奏乐图和李寿墓乐舞图中皆可见胡汉乐器和谐共鸣之景。唐苏思勖墓室东壁上的胡人乐舞图构图精巧，形象生动。在两侧乐队悠扬的演奏之中，深目高鼻的胡人在画面中心挥袖起舞，旋转腾踏。有学者据其穿着和舞姿推测此为胡腾舞之场景。韩休墓东壁有宽约四米的大型乐舞图，画面中大唐女子乐队与西域胡人乐队相对而立，共奏乐章。一女一男踏于连珠纹圆毯之上，翩然对舞。人物形体以墨线勾勒，线条流畅，辅以赭石平涂，呈现了乐师纵情弹奏、舞人踏步相和的欢快场景，堪称描绘民族融合时期乐舞娱乐的典范佳作。

宋辽金元时期的墓葬，则是进入了兴盛期的第二个阶段，亦是衰落期的前奏。此时期中国历经分裂又再次统一，统治阶级对丧葬的重视逐渐淡化，至元朝更有“薄葬俭俗”的观念。由此，整体墓室壁画数量减少，内容主要围绕墓主人的家居日常、在世经历和堂室陈设等，鲜少表现对往生世界之向往。整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娱乐题材承袭上一个繁盛期，但由于多民族交流频繁、相互影响，壁画创作传承和创新并行不悖，各具特色，如宋墓壁画技法细腻精致、金墓壁画生活趣味浓厚、元墓壁画写实娴熟等。此时期壁画创作者多为民间画工，壁画整体用笔虽简率粗疏，但设色浓厚，表情生动，有着浓郁的装饰意味和世俗意趣，反映出民间画工技巧的娴熟。

彼时，受文人画影响及道教思想的盛行，山水赏游类题材开始流行，以彰显墓主人高雅的精神追求。如山西大同冯道真墓的《观鱼图》《论道图》，赤峰元宝山元墓的《行旅图》等，皆为此类题材之佳作。

时至明清时期，壁画遗存锐减，且多为零星发掘。明代开始，丧葬制度愈发严苛，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实物，墓葬壁画均呈现整体质量下降的趋势。

纵观历史长河，伴随朝代更迭，娱乐图像在技法上不断精进，内容愈发生动，题材日趋丰富，精英性和大众性并存，并逐渐趋向通俗化。娱乐图像之丰富，离不开政府的提倡、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开放，可以说，娱乐图像的兴盛和繁荣程度，是反映朝代生机和社会活力的重要标志。

（东汉）乐舞图(局部)

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镇杨二村汉墓

游于艺

——娱乐图像的若干形式

出现在古代壁画中的娱乐图像形貌丰富，其中以宴饮图和伎乐、散乐等乐舞类图像最为常见，它们宛如时光碎片，折射出墓主人生前宴飨欢聚、载歌载舞的生活场景。这些图像或单独呈现，或相互搭配，构成了一以贯之的绚烂篇章。此外，狩猎、马球、对弈等竞技类图像亦屡见不鲜，不仅再现了古人对体育活动的热爱和推崇，也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古人矫健的身姿。而斗鸡、杂技百戏、游赏图像等民间生活场景，更贴近百姓日常，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墓葬壁画中宴饮乐舞图体系

《诗大序》有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作为墓室壁画常见且典型的娱乐图像，宴饮图常和乐舞图、庖厨图等组合，构成一个独特的图像体系，出现在墓室中的重要位置。该体系不仅是对墓主人生前生活的记载，还是对彼岸生活的憧憬，更是根源于中国绵长深厚的礼仪文化。图像及其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以隋唐为界，前后呈现不同的特征。

以乐舞佐食的习俗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时期，后逐渐成为上层统治者宫廷宴饮的普遍活动。《周礼》中记载天子“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宴饮礼乐作为仪礼中嘉礼的重要内容，需接受礼制的严格约束，《仪礼》中对宴饮的场面、位次、形式等均有详尽规定。此外，礼乐教化是统治者的重要谋略手段，统治者认为其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故而备受重视，加之形式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深远的感染力和教化作用。在《史记》《汉书》《晋书》等记载中，均可看到歌舞宴饮的组合，从王公贵族到寻常百姓皆有所见，这也是该类图像在墓室壁画中频繁出现的重要前提。

宴饮图像在西汉墓葬中开始出现。陕西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甘肃武威韩佐乡红花村七号墓等墓葬，皆有宴饮和舞蹈的组合画面，该类图像至东汉后期尤为盛行，遍布陕西、河南、河北等多地墓葬。

据学者汪小洋研究，汉代的宴饮图不仅描绘生活日常，更蕴含着重要的仪礼内容。其在墓葬绘画中，可以视作“一个特殊的宗教活动符号”，“宴饮图不仅仅是生活享受延续的一种要求，也是一种政治的要求，从礼制的生活体验来表达宗教体验”。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镇杨二村的新莽时期墓室壁画中的舞人图像，与杨一村东汉墓中百戏图中的舞人形象相比较，舞者都为一男一女，他们的衣着、站位、姿态、表情均高度相似，可见此乐舞形式可能有着较为明确的仪式规范，且该类题材的绘制在墓室中极具普遍性。

隋唐及此后，宴饮和乐舞的组合仍旧存在，但本质已悄然变化。经济的蓬勃、社会的开化带来礼制束缚的减轻、人性的解放。宴饮备乐舞成为贵胄雅士之风尚，此风延至宋元不减。宋朝《北窗炙輠录》记载：“东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可见当时宴饮乐舞之盛况。随着盛唐后地主富绅僭越之风渐起，壁画中的乐舞也开始呈现更加自由之姿态。与“雅乐”相对的“散乐”图开始增多，如河北宣化张世卿墓中的《散乐图》，以宏大尺幅表现了十二人的乐队及舞者的壮观场面，其线条流畅，色彩鲜艳，富有视觉冲击力。山西大同南郊一号金代壁画墓西壁绘有散乐图，人物排布呈现音乐般的节奏感和韵律感，画面极具形式美感。

（唐）观鸟捕蝉

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墓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禹州市白沙镇北三座宋墓中前室东壁的乐舞和西壁的夫妇对坐图，宿白先生认为两壁合观，当为墓主夫妇开芳宴场景。“开芳宴”是宋辽金元时期表现夫妇和睦的宴会。宋罗烨《醉翁谈录》壬集卷中曾记载：“常开芳宴，表夫妻相爱耳。”该类图像在宋金墓葬中屡见不鲜，是当时社会风俗的重要见证。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的《醉归乐舞图》表现了主人归来后载歌载舞的场景：酒酣之际，众人姿态松弛，各尽其兴，尽显欢愉之情。画中人物造型较为写实，用线刚劲，充分体现了元代绘画的特色和水平。这些均表明乐舞宴饮体系已逐步脱离原有的礼制规范，成为记录墓主世俗欢乐场景的写真。

体育竞技类

除乐舞图像外，体育竞技类图像亦颇为常见。此类图像，不似乐舞那般深受礼仪制度之束缚，反而以健身怡情，增强体魄与情感交流为旨趣，深受贵族与百姓喜爱。狩猎、马球、蹴鞠、角抵、捶丸、对弈等题材，屡见不鲜，皆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体育竞技活动，本文仅举其中两类经典题材为例。

马球图自唐代开始增多，在宋辽金等朝代更趋盛行。竞技类体育活动强调力量感，与传统中原汉民族的尚静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少数民族剽悍、热情的精神。在唐代，马球已成为统治者钟爱的运动。陕西富平唐嗣虢王李邕墓中的《马球图》，截取了两人回首、欲挥杆击打马球的瞬间，两人围绕马球呈对称式构图，视线聚焦于底部小球之上，画面极富动感，可见画工技艺之精湛。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和《马球图》亦堪称杰作，画面描绘多人狩猎、打球的场景，为贵族集体娱乐活动之日常。画中人物线条劲挺圆浑，构图疏密有致，使用平涂和晕染的用色手法，尽显气势恢宏的大唐气象。

对弈活动历史悠久，早在汉代《艺文类聚》中即记载当时贵族宴饮时“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围棋类活动益智健脑，老少皆宜。河北宣化下八里张文藻墓中的《三教会棋图》绘制了佛道神怪对弈及观赏的图像，罗世平认为“由画史和出土品而得知，张文藻墓壁画《三教会棋图》题材和样式均来自汉地”，表现出同时期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该类题材的一致性。宋时的“会棋图”有作为一种图样在画工中流行的迹象，这也反映了棋类游戏的盛行。新疆阿斯塔那唐代187号墓《弈棋图》《内人双陆》，细腻刻画了对弈时悠闲又紧张的娱乐气氛。

（唐）马球图(局部)

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墓

观赏消闲类

中国传统的娱乐活动包罗万象，随着时代发展呈现出更多的平民化特征。观赏消闲类活动作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民俗风情与生活印记，涵盖了杂技百戏、曲艺杂剧、品茶赏游等诸多形式。

杂技百戏在秦汉时期已蔚然成风，极大地丰富了日常生活。百戏表演曾是中原与西域交流的一大手段。班固《汉书》中记载：“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足见其兴盛程度。至汉代，百戏表演已是名目繁多，在四川成都、江苏徐州、河南南阳、山东济宁等多处的汉墓画像石中，有舞盘、跳丸、倒立、顶碗等不同类型的表演，可见当时百戏品类之丰富，发展之成熟。百戏表演常是皇宫宴饮的重要内容，以彰显其规格之高。在河南省新密市打虎亭村西2号墓出土的《宴乐百戏图》是百戏题材的精品。这幅长达七米的壁画以俯瞰视角，记载了汉代贵族盛大的宴饮场景：二十余位宾客服装各异，神态生动，画面中心有魔术、舞蹈、顶棍、钻筒、踏鼓、俳优等多种表演。画面为连环画式横向构图，人物安排得当，富有节奏感，色彩富有装饰性，是当时贵族生活的生动记录。

观赏消闲类娱乐活动，作为百姓最为喜闻乐见的形式，其范畴广泛，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墓室壁画中也不乏富有感染力的此类精品。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墓的斗鸡图，画面以浓墨勾勒，重彩绘制，用笔灵动，反映出早在西汉时斗鸡已是常见的娱乐活动。山西平定县西关村M1金墓的杂剧图，则通过细腻的人物描绘和富有现场感的画面构图，展现了金代的民俗杂剧演出场景，亦反映出当时的艺术生态环境。

至于文人游赏类图像，自宋元时期开始流行，深受当时流行的文人画风潮影响，该类图像多以山水为主要题材，风景是画面的绝对主角，营造出清雅恬淡的诗意，旨在展现墓主的审美修养和精神世界。陕西甘泉金代M4墓中有女子听琴、弈棋、诵书、赏画四幅图像，为当时流行的“文人四艺”之主题，展现了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追求。

中国的娱乐活动源远流长，其深厚与广博的程度远非上述三种分类所能全面涵盖。在现实中，这些活动以各种形式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共同编织了中国古代精彩的娱乐世界。

必以其欢

——娱乐图像的背后

管仲云：“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自古以来，勤劳智慧的中国人骨子里就流淌着豁达乐观、随遇而安的文化基因，即便在动乱时局下，亦会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正如娄嘉军的观点：“任何一种社会生产形态下的任何一个民族，其民间游娱活动的主题，无不带有该社会生产形态浓烈的特殊性。”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和多民族融合的独特背景，是塑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深层动因。壁画中丰富的娱乐图像背后，不仅是古代娱乐活动的历史记录，更承载了多重的文化意蕴。

首先，这些娱乐图像鲜明地反映了不同朝代的时代特色。历经数千年传承发展，这些丰富的图像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各异的风貌，从中我们可窥见各时代的社会景象、价值观念以及审美风尚。从历史纵向来看，娱乐图像映射了所属时代的文化特征，如两汉尚雅庄严，隋唐开放包容，宋代精致成熟，元代豁达豪放；从横向观察，每个历史阶段都展现了多民族生活和文化融汇的过程。通过各地域、各民族之间不断的流动与交汇，娱乐活动不断推陈出新，这种流动与聚合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自我更新，进而不断焕发生命力的过程。

其次，这些图像深刻映射了中华民族之精神特质。一是天地人和谐的观念。在古老的农耕文明熏陶下，中国古人追求与天地四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上层贵族的乐舞娱乐恪守礼仪规范，彰显了对神道的敬重；普通百姓的民俗娱乐，是在安居乐业之余追求怡然自得之乐；文人墨客通过卧游娱乐，体验与天地自然精神相融的熙熙然之乐。二为“人和”之观念。不同于西方，中华民族素来讲究集体主义和合作精神。在应对自然灾害时，人们需要通力合作以求生存，故而“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早期，礼仪规制不仅规范了人的行为，更是通过仪制将人与人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随着时代演进和人们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娱乐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礼仪规制的部分功能，以丰富多彩、精彩纷呈的形式，将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紧密地维系在一起。

乐以忘忧，通过娱乐活动，人们可以表达情感，展示才华，深入体验生命。娱乐活动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情感和精神需求的重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乐”更注重精神感受，注重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注重心灵的平静。

壁画中丰富的娱乐图像，不仅是古代社会风貌的记录、社会文化与艺术的传承载体，更是探寻中华民族基因中流淌的乐观、坚强等精神的发展脉络和对幸福的孜孜追求的重要依据——即便是在严苛的客观环境中，中国人也能通过简单的娱乐体味快意人生。这些精彩的图像背后，有“安时而顺处”的坦然之乐，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审美之乐，更有着中国人“与天同乐”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