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二年（一九一〇）

陈半丁“邀吴缶老至京”再考

吴昌硕（公元1844—1927年）因漕运等差事，一生中曾多次到北京，但大都来去匆匆，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履痕。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吴昌硕在弟子陈半丁（公元1876—1970年）邀请下有过一次为时数月的北京之行，此时吴氏已经名满天下，因此相关记载也多，但学术界对此研究也仅是浅尝辄止，尚有进一步钩沉之必要。

吴昌硕为陈半丁刻“静山”印

一、吴昌硕北京之行始末

陈半丁《自传》云：“1906（年）三十岁，来北京卖画，颇感吃力。后三年，邀吴缶老至京，盘桓数月，与吴观岱、贺履之、陈师曾相处互助，较前起色。”（王筱雯主编《天半人半：纪念陈半丁逝世五十周年特展》，辽宁美术出版社，2022年，扉页）所谓“后三年”，实际上是指宣统二年（庚戌）。吴昌硕《话旧图》诗序云：

查客供职京师，缶曾客其寓庐，极文酒之雅、诙谐之乐，其时在庚戌。而辛亥之秋即丁大变，迄今未及十载。前尘回首，如在梦中。此查客《话旧图》之所由作也。[（清）吴昌硕著：《缶庐集》卷四，民国庚申嘉业堂刻五卷本，加拿大约克大学图书馆藏本]

吴昌硕此行虽然是陈半丁出面邀请，但实际招待吴氏的却是张弁群（公元1875—1922年）等人。张增熙，字弁群，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南浔巨富“四象八牛”之一张颂贤（公元1817—1892）之孙，张静江（公元1877—1950年）之兄。擅书法，精鉴别，富收藏。

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宣统二年七月初五，吴昌硕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海藏楼与郑孝胥（公元1860—1938年）见过面：“吴仓硕及其子东迈来，赠余《访海藏楼》诗一首，且云《海藏楼图》已画就，交诸贞壮转致矣。见其新刻《缶庐印存》，皆选诸子隽语，极可喜。”（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268页）直到七月廿四日，诸宗元（贞壮，公元1875—1932年）才将《海藏楼图》交给郑孝胥，不过地点却在北京贤良寺。（《郑孝胥日记》，第1272页）郑孝胥于七月廿二日早上八点从上海登快车出发，经山海关，廿三日晚上七点抵京。郑孝胥此行在京、东三省等地进行繁忙的公务活动后，于十月十八日七点半返回上海。（《郑孝胥日记》，第1272—1290页）诸宗元时在湖广总督瑞澂（公元1863—1915年）手下任职。瑞?刚从江苏巡抚升为湖广总督，也是吴昌硕的旧雨之一。从《郑孝胥日记》中可知，郑孝胥与瑞?的公函由诸氏转呈，所以吴昌硕托诸宗元转致郑氏《海藏楼图》也是极其方便之事。

吴昌硕此行始发时间不详。不过郑孝胥出发的七月廿二日，吴昌硕已过黄河，有《七月廿二夜半过黄河铁桥》（吴昌硕著、童音点校《吴昌硕诗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诗可以为证。由此可以推知，吴昌硕的出发时间要早于郑孝胥。《七月廿二夜半过黄河铁桥》诗原题作《庚戌七月廿二夜半乘汽车过黄河铁桥》（朱关田编《吴昌硕年谱长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可见吴昌硕此行先是坐船抵达武昌，后改为乘车渡黄河北上。吴昌硕《留别于吉宜》诗中有“联床过十日”之云，以此前推，吴昌硕一行出发时间是七月十日左 右，到 达 北京的时间差不多是七月末。

吴昌硕沿途撰有《江舟与商笙伯（言志）共饮，时同赴武昌》（《吴昌硕诗集》，第114页）、《江行入鄂境》（《吴昌硕诗集》，第115页）、《登黄 鹤楼》（《吴昌硕诗集 》，第115页）、《留别于吉宜》（《吴昌硕年谱长编》，第269页）等诗，可见同行者有商笙伯、于吉宜等人。商言志（公元1869—1962年），字笙伯，号安庐，嵊县（今浙江嵊州）人。曾任张之洞（公元1837—1909年）幕僚、湖口（今江西）知县等职。于吉宜，待考。诸宗元《哀缶翁四十韵》有“思君武昌时，远来将北征。同车乐旦夕，遂作京师行。朱邸好结客，翁复称我贤。置酒张君（弁群）家，日为开广筵”（诸宗元著《大至阁诗》，爰居阁丛书，第36面）之云，可见吴昌硕此行，诸宗元亦偶有作陪。

陈半丁在《殅山》印款云：“苦先生刻。庚午冬初，缶老北来，为年刻十余印，此其一也。殅山，今号半丁。”（《 近现代 篆刻名家丛书·陈半丁》，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冬初，即十月。据吴昌硕《天竺图》款“宣统二年庚戌九月，归自鄂渚”（朱关田编《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0页），临《石鼓文》轴款“庚戌秋杪，试黄龙砖砚，时归自鄂渚”（《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第70页），篆书《石鼓文》对联款“庚戌冬仲，归自鄂渚，集阮刻天一阁北宋本字，试黄龙砖砚涂之。时天气寒冱，篱菊犹猛放”（《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第71页），《瓜果佳卉》四屏条款“庚戌冬十月，归自鄂渚”（《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第422页）等之云，可知吴昌硕于九月底仍取道湖北南还，十月到家。

综合可知，吴昌硕此次北京之行是宣统二年七月中旬至十月近三个月的时间。其来去时间，与郑孝胥几乎一致，区别是吴昌硕没有明确任务，来去宽松自由，坐船坐车，一路悠哉，吟诗连句。而郑孝胥则是因公务赴京，诸事繁忙，所以快车去回，迅速而便捷。

吴昌硕为张弁群刻“松管斋”印

二、1910年：吴昌硕的仕宦和收入状况

宣统二年，吴昌硕的仕宦和生活状况如何，需要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说起。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间，吴昌硕在上海道台袁树勋（公元1847—1915年）的关照下，担任义渡局委员，月薪三十两，同时还兼任过清道会办、襄办公路会丈、稽查保甲等差，月薪分别是三十两、二十两、二十四两不等。这样吴昌硕的薪水是五六十两，再加上润笔费，也算是中产之家了。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公元1861—1911年）对吴昌硕照顾有加，委任以洋务委员之差。端方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以江苏巡抚的身份兼任两江总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五月升任两江总督，前后共有五年时间都是吴昌硕的顶头上司。宣统元年五月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人走茶凉，吴昌硕的洋务委员差使，想必也黄了。宣统二年，吴昌硕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盘桓京华，说明此后吴昌硕的差使情况并不佳，因此此行是否有去北方疏通关系和开拓书画市场的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吴昌硕刻“竹洞门楣”印

三、吴昌硕北京之行的活动情况

吴昌硕此行虽然是弟子陈半丁邀请，但却受到湖州同乡张增熙、蒋汝藻（公元1877—1954年）、胡惟德（公元1863—1933 年）的欢 迎和 款待，并与肃亲王（公元1866—1922年）、贡桑诺尔布（公元1872—1931年）、李宣龚（公元1876—1953年）、吴保初（公元1869 —1913年）、刘世珩（公元1874—1926 年）等旧雨新知会面，留下相关作品可以为证。

1.助力弟子

吴派艺术在北方的传承者，主要有弟子陈半丁、陈师曾（公元1876—1923年），私淑弟子齐白石（公元1864—1957年）等人。宣统二年，陈师曾在南通师范学校任教，齐白石则在四处游历谋生。所以吴昌硕此行，弟子中只有已经北漂鬻画三年多的陈半丁陪侍。由于陈半丁此时尚未打开北京书画市场，故有“颇感吃力”之说。

吴昌硕此行为陈半丁订了润例，希望能以自己的声望助其鬻画；

半丁画润。整张：四尺四两，五尺六两，六尺八两，八尺十二两。条幅：视整纸减半。册页，纨、折扇：每件一两。半丁旧友，性嗜古，能刻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中，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为定润目如右。庚戌长夏吴俊卿。刻印：每字一两。砚铭：另议。（《何以传世艺术文丛·家住苍烟落照间—陈半丁的艺术世界》，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53页）

长夏，是指立秋至秋分时间段。宣统二年，是七月初四至八月廿一日间，正是吴昌硕初到北京之时。如其为萼铭临《散氏盘》亦款属“长夏”：“庚戌长夏，节临散鬲，为寄萼铭仁兄，俊卿。”（邹涛主编《吴昌硕全集·书法卷一》，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第211页）此行吴昌硕还为陈半丁刻“山阴陈年”（款：“苍老。”“吴缶老刻印与让之同工异曲，不可多得矣。半丁记。”《近现代篆刻名家丛书·陈半丁》，第64页）、“夝山”（款，见前揭。《陈半丁》，第44页）等印，与陈半丁合作（吴篆陈刻）“山阴道上人”（款：“聋叟篆，半丁刻。”《陈半丁》，第31页）、“半丁”（款：“昌硕、半丁合作此印。”《陈半丁》，第30页）、“陈”（款：“庚戌秋，缶道人篆，半丁自作。”《陈半丁》，第34页）、“有鱼”（款：“缶书篆□，年刻。”《陈半丁》，第27页）等印，共计十余枚。为其画《篮菊图》，款属：“半丁翁两正之，庚戌秋仲，同客京华。俊卿。”（《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第420页）图上所题是沿途所作新诗三首：《庚戌七月廿二夜半乘汽车过黄河铁桥》《登黄鹤楼遇雨》和《赠诸贞长》。

2.同乡款待

张增熙、蒋汝藻、胡惟德都是吴昌硕的湖州籍的同乡，吴氏这次北京之行受到他们的欢迎。张增熙时在邮传部任职，吴氏此行为其刻“松管斋”印（款：“昌硕为弁翁刻，时庚戌。”《吴昌硕全集·篆刻一》，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第188页），为其书画扇面，正面行书《有感》，款云：“弁群老兄亲家属书，并乞正诗，庚戌秋，同客宣南，安吉吴俊卿。”反面《桃花图》，款云：“渔人误识桃花路，日逐晴霞踏乱云。弁群仁兄属写。俊卿。”（《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第421页）吴昌硕与南浔邱家是姻亲，张家与邱家也是姻亲，因此三家互为姻亲。吴昌硕此行还得以结交张氏同僚葛稚威（公元1876—1936年）部郎、张绍莲（公元？—1916年）邮部等人，并有《葛毓珊太史行看子，其子词蔚部郎属》《绍莲张君邮部出示清仪老人致其祖受之先生手札》（《吴昌硕年谱长编》，第264—265页）诗。

张弁群的妻兄蒋汝藻，字孟苹，号乐庵。南浔蒋氏是藏书世家，尤以密韵楼著称。蒋如藻时任学部总务司郎中。贡桑诺尔布旧藏《书画合册》中《梅花》图为陈半丁、俞（语霜，公元1874—1923年）、毓麟（生卒年不详）等人合作，蒋氏款云：“庚戌仲冬小集古槐轩，为夔盦主人合作。汝藻谨记。”（《家住苍烟落照间— 陈半丁的艺术世界》，第114页）说明蒋汝藻时在北京，也与吴昌硕会面。南浔“八牛”之一的金氏后裔金城（公元1878—1926年），也是吴昌硕的旧雨之一。宣统二年七月至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金城以大理院推事身份远赴欧美八国，考察司法和监狱审判制度，与吴昌硕一行完全错过。

胡惟德，字馨吾，吴兴（今湖州）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之一。宣统二年五月，胡惟德升任外务部右侍郎，七月迁左侍郎兼税务大臣帮办。吴昌硕此行亦与之会面，并为其行书《侵晓舟中》（款：“馨吾尚书正诗。庚戌秋仲，吴俊卿。”《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第70页）。

3.拜谒权贵

吴昌硕此行还拜访了一些权贵，如肃亲王、贡桑诺尔布等清皇族成员。肃亲王，即爱新觉罗·善耆，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满洲镶白旗人。清太宗皇太极后人，川岛芳子（公元1906—1948年）生父。吴昌硕此行为肃亲王刻“偶遂亭主”（款：“偶遂亭主印。庚戌八月，吴俊卿。”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吴昌硕书画全集·书法篆刻》，故宫出版社，2018年，第169页）、“肃亲王”（款：“俊卿刻于宣武城南。”《故宫藏吴昌硕书画全集·书法篆刻》，第171页）等印，并为其绘《山茶花图》（款：“美意延年。偶遂亭主上寿。庚戌秋，吴俊卿画。”《吴昌硕年谱长编》，第268页）。贡桑诺尔布，字乐亭，号夔盦。蒙古族后裔。工诗文，擅书画，著有《竹友斋诗集》。吴昌硕此行为贡桑诺尔布《书画合册》中绘《荔枝图》（款：“夔盦主人令画，为拟孟皋。庚 戌初秋，吴俊卿。”《家住苍烟落照间—陈半丁的艺术世界》，第125页）、《梅石图》（款：“夔盦主人令放玉几。俊卿。”《家住苍烟落照间—陈半丁的艺术世界》，第125页）。此册共二十六开，由吴昌硕、陈半丁、毓麟、俞邍、邱梫（生卒年不详）、胡毓骥（生卒年不详）、李瑞清（公元1867—1920年）等人绘花卉、松石、人物，张增熙、李诜（思本，公元1881—1940年）、蒋汝藻、冯汝玠（志青，公元1875—？年）等题字。又为贡桑诺尔布作《花卉册》，此册十二开，绘兰花、怪石、玉兰、荔枝、凤仙花、桃花、葡萄、朱菊、仙桃、荷花、柿子、牡丹、石榴等。册末吴昌硕题云：“予以久患耳聋，废官吴下，朝夕以绘事，作遣怀计，是册虽为随意涂抹，然一花一叶，辄拟前辈古法，颇有敝帚自珍之意。庚戌秋游京师，夔盦主人雅好之，即以尘教。俊卿记于古槐轩。”（《吴昌硕年谱长编》，第265—266页。亦见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77·吴昌硕》，荣宝斋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书画合册》《花卉册》现均藏于首都博物馆。

4.再晤旧雨

吴昌硕此行还与许多旧雨会晤，如李宣龚、席德（公元1884—1929年）、吴保初、刘世珩等人。李宣龚，字拔可，号观槿、墨巢。闽县（今属福建）人。历任江苏候补知府、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董事等职。著有《硕果亭诗正续集》。吴昌硕与之均在上海谋生，当是旧雨之一。此行两人在北京再次会面，吴氏为其书集杜诗篆书对联：“金钟大镛在东序，青海黄河卷寒云。拔可仁兄正集杜诗，并乞教篆，时庚戌新秋，安吉吴俊卿。”（《吴昌硕全集·书法卷二》，第210页）席德 ，字鹿笙，亦作鹿生。吴县（今属苏州）人。曾任汇丰银行买办（在华经理），也是吴昌硕旧雨之一。吴氏此行为其行书自作诗，款云：“展读数过，山家风味，如在目前，自不知其移我神也。予不解六法，小诗塞责而已。庚戌八月，应鹿笙九先生大方家正。安吉吴俊卿题。”（《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第70页）

吴保初，字彦复，号君遂、瘿公、瘿庐、北山。庐江（今安徽）人。其父即淮军名将吴长庆（公元1829—1884年）。吴保初也是吴昌硕旧雨之一，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吴昌硕因捐纳知县需要两千两银子，筹措不足部分曾向其借用。（梅松著《吴昌硕艺术和人生丛考》，西泠印社出版社，2023年，第17页）吴昌硕此行又得以与吴保初会面，为其绘《牡丹图》（款：“石不能言，花还解笑。春风满庭，发我长啸。君遂老兄属画。吴俊卿，庚戌八月，客京华。”《吴昌硕全集·绘画卷二》，第50页）。刘世珩，字聚卿、葱石，号檵庵、聚卿、枕雷道士等。贵池（今属安徽）人。刘世珩是吴昌硕篆刻的忠实粉丝之一，两人订交时间至少可以追溯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刘氏时任度志部左参议，吴氏此行两人在京师又得以会面。吴昌硕为其所藏《天发神谶碑》题 ：“明拓天发神谶碑。葱石参议于光绪庚子冬得南丰刘氏旧藏本，宣统二年八月属安吉吴俊卿补篆，时集小忽雷阁。”（《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第70页）从“时集小忽雷阁”看来，刘世珩很有可能在小忽雷阁款待吴昌硕。

吴昌硕此行所作作品中，还有数帧受主情况不详者，如冠群、朱旭辰、省安、立民、鹤舫、令之等，待考。

四、小结

宣统二年，吴昌硕已经名满天下，因此其此次北京之行受到弟子辈的陪伴和款待，也借此机会去拜访了一些权贵、老友。此行目的除助力弟子外，还很有可能借机考察北方的书画市场，以及疏通各种人际关系。吴派艺术在北方的传播，筚路蓝缕者是陈半丁，步武其后者是陈师曾、齐白石等人，通过相关社团影响、学校教育和师徒授受等方式，共同培育出王雪涛（公元1903—1982年）、李苦禅（公元1899—1983年）等吴派艺术的第三代传人，为吴派艺术在北京的生根发芽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安吉吴昌硕研究会执行会长

副研究馆员

（编辑：刘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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