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瓷的纹饰与画片

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陶瓷交融图像的渐变史

十六至十八世纪是中欧交流和陶瓷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商人陆续抵达亚洲，大量中国瓷器开始运销欧洲，并在贸易中随着定制方的干预而互相影响，促进了中欧瓷器图像的交融发展。这一时期的明清外销瓷装饰技法多样，早期以青花釉下彩为主，以碗盘器型为多。随着航海贸易的发展和胎釉技术的进步，除日常器皿外，造型偏大的葫芦瓶将军罐等也成为外销瓷的常见器物，外销瓷的纹饰也有五彩、粉彩等多种装饰色彩。装饰内容则聚焦流行的画片儿，作为装饰的母题和衍生画样，其不仅依托中国传统纹饰，也包括欧洲的外来图样。这些具有中国风情的东方器皿，其纹饰借鉴了中西画片的图像内容，体现了跨文化间以器物为载体的图像交融与渐变发展。

(清) 《西厢记》故事图青花长颈瓶

〔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一、草长莺飞：毗陵草虫画与《草本花诗谱》

明代中晚期以来，走兽、鸟雀、昆虫与花草树木营造的自然景致越来越多地成为外销瓷装饰图案的常见题材。传统的龙凤、麒麟、仙鹿等祥瑞题材是中国官窑和民窑中常见的图像，外销瓷装饰也有所继承和发展，龙凤题材等都曾运用在晚明时期外销瓷的主题图像中。如正面龙纹是自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瓷器装饰上常用的图像，接近《程氏墨苑》“飞龙在天”的粉本，也曾出现在晚明外销瓷中，但林间走兽和池塘水禽的图像更为流行。草虫画的小景图尤为适合晚明时期兴起的多开光装饰，成为十六世纪以来外销瓷中常见的辅助纹饰。

草虫画是以花鸟画中发展起的一类，在本草博物学发展的基础上，宋朝草虫图成为独立画科，《宣和画谱》“草虫图”提及，“然鱼虫草木甚微也，自非妙于万物而为言，发而见于形容者，未易只此。”与“花鸟图叙”篇所言“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黙之候”相呼应，体现了程朱理学的格物思想。

毗陵（今江苏常州）的一些职业画家，善画此类作品，也称毗陵画派、常州画派等。草虫和花卉的组合题材继续发展，如吴炳、许迪等常州籍画家任画院待诏，效力于皇家，成为宋代花鸟画的代表性画家。毗陵草虫画不仅在宫廷画中崭露头角，也促进了这类花鸟草虫自然小景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发展。元代有谢楚芳、江济川等多位毗陵草虫画家，并影响了当时其他的画家，如钱选、王渊等也绘有草虫图。

明代宫廷画家孙隆同为毗陵人氏，宣德中曾为翰林待诏，绘有《花鸟草虫图册》（上海博物馆藏）十二开，以写意手法写生花鸟草虫，另有《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毗陵草虫图对明代版画也有所影响，如明代万历天启年间黄凤池等根据集雅斋藏画谱刊刻的《草木花诗谱》，画谱为《唐诗画谱》，又名《八种画谱》《集雅斋画谱》第六种。画谱诗书画一体，绘画、书法均按名家画风笔意镌刻，徽州名工刘次泉等刻板，在当时颇具流行。以不同花卉为主题的绘画，也多点缀昆虫以构成画面的动静结合，《新镌草木花诗谱序》提到，“春和景明，万卉丛生”形成欣欣向荣自然小景的真实再现。草虫图还多具有美好寓意，符合瓷器图案装饰“画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祥瑞表现传统。

十六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人非法占据澳门，开始了早期的全球贸易，并在中国定制了少数专供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及贵族的瓷器。葡萄牙商人在1580年左右就定制过带有家族徽章纹样的瓷盘，盘心的主题纹饰推测为葡萄牙人若昂·德·阿尔梅达（Joao de Almeida）在1580年左右定制的阿尔梅达（Almeida）家族徽章。在主题纹饰周围的八个莲瓣形开光中绘有八幅不同的草虫图，亦有写意之风，构图生动，和宋元时期装饰性缠枝莲等花卉构图不同，但与毗陵派草虫绘画及其影响下的明代版画多有关联。

一些在欧洲被施以金属镶嵌工艺的品质较好的瓷碗，其多开光装饰中也同样表现了风景各异的草虫画，如其中的萱草花画法也与《草木花诗谱》中萱草花绘画多有相近之处。简洁的构图与写意的笔触共同营造出生动丰富的自然小景，不仅适应了晚明以来外销瓷的多重画面装饰图像需求，也方便作为辅助纹样的空间表现，从而与西方定制的主题图像交相辉映。

(清) 青花“才子佳人”瓷盘

〔德〕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藏

二、文图叙事：才子佳人和“刀马忠义”

人物纹样也是明清外销瓷中较为常见的装饰纹样，早期以高士、仕女的非叙事性题材为主。以女性为主的“仕女”题材多以文本中的经典仕女为原型，并从绘制者和欣赏者的角度呈现并表达寓意。男性的形象以释、道宗教人物以及文人高士为主，也体现了对传统人物画题材的借鉴。

十七世纪随着戏剧的流行和版画刊印的发展，海外市场在订单中对颇具异域风情的中国人物图像的偏好性需求，在明末清初以来的转变期，叙事性的人物图像日益繁多。以庭院为叙事背景的“才子佳人”是明代流行的小说戏剧题材，源自万代爱情杂居，如《西厢记》《牡丹亭》《娇红记》等，也是瓷器装饰中常见的主题。单一主题绘画往往文本具有不确定性，但呈现了的“才子佳人”的流行样式。特殊场景或组合纹饰则有明确文本可以界定，以《西厢记》为例：其初为唐传奇，后经元戏剧等改编，流传明清，不仅戏曲版本多样，版画版本也众多。外销瓷中关于流行文学作品的图像呈现方式多样，既可以特定场景在盘心做主题纹饰，也可根据情节讲述故事主线，将变换的场景分别绘于连续的开光纹饰内，根据陶瓷造型和装饰面积从四开光到二十四开光不等的变化组合。有的瓶腹部以四开光形式表现《西厢记》中的四个主要情节，画面与晚明以来流行的版画相关，如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金陵富春堂唐氏刻本中的《西厢记》版画插图具有相关性。

在清代的外销瓷中，同时盛行具有英雄形象打斗场景，即“刀马人”主题纹饰。以游侠形象表现儒家忠义的图像叙事可追溯到汉代画像石装饰，体现了《史记》刺客列传等文本影响。瓷器“刀马人”形象，后者多与文本相关，表现忠义气节。如《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志》等，这些文本在明清皆流行于市，并有相关版画刊行。随着航海技术和制瓷技术的进步，清代外销瓷按欧洲需求进行组合套式生产销售，即瓷器摆件套装—Garnitures，通常包括三到五件器皿，源自中国的“五供”传统，发展成外销套件，广泛用于欧洲宫殿，经常对称的摆放在瓷柜顶部、壁炉架上或门板上。室内设计和展示遵循欧洲传统趋势。“刀马人”叙事题材多为打斗场景的综合展示，如包括三件盖罐和两件花觚，上面具有统一的“刀马人”，可与同期《水浒传》版画等进行比较。

鉴于外销瓷中的人物形象大都缺乏文字说明，同一件器物上以开光形式再现的连续性故事场景，比较容易确认其文本来源；对于在一件器物上以单一场景内容作为主题装饰的图像，则往往难以确认。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图像中因特定的情节及特殊僧人形象的介入更易于识别，但大多“才子佳人”的题材表现为庭院场景中具有共性的男性和仕女形象。“刀马人”不同故事中的一些英雄形象也往往会出现共性，如在《水浒传》《隋唐演义》中的一些人物形象不仅擅长同样的武器，不同年代的人物服饰表现也在同一时期的外销瓷中趋于“时世装”的其特性表现成为这一阶段共同演绎的异域文化与东方符号。

(清) 耶稣受难图瓷盘

〔荷〕荷兰国家陶瓷博物馆藏

三、多元的画片：定制外销瓷、徽章纹与海外粉本

随着海上丝路瓷器贸易的不断发展，海外不同媒介载体的画片也随欧洲商人进入中国。前文提及的葡萄牙家族徽章磁盘的盘心主题装饰即来自徽章图样。带有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de Espaa，公元1527—1598年）的徽章纹瓷扁壶，参考图像的载体通常被认为是来自西班牙银元上的王室徽章。

十八世纪的瓷器定制中，欧洲商人越来越多地对纹样做出直接干预，来自欧洲的古代神话、宗教，以及西方风景人物题材等广泛绘画地被运用在外销瓷的主题装饰纹样中，但在人物中还是具有中国绘画的视角。如瓷盘中的基督形象与欧洲绘画中的人物描绘仍有差异。这些人物的粉本在早期并不一定完全由欧洲画家提供，如在晚明的《程式墨苑》中也有相关宗教题材，属于转译的西方人物图像。一些欧洲商人也提供较为真实地反映欧洲人物的铜版画，但在景德镇或广州陶瓷工坊的“转写”中，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影响。随着交流的增进，特别是以日益精细、色彩准确的画片作为粉本，瓷绘才更为接近西方人物画。

相比之下，徽章瓷上的家族徽章等西方图像，多以特定的画稿直接作为瓷器粉本，在转译过程中没有受到中国画工自身认知因素的影响，绘画表现更易精准，也成为欧洲家族争相定制的商品。清代定制徽章纹瓷器的数量也逐渐增加。早期纹章瓷的家族徽章多置于器型的局部或以主题纹样的部分嵌入，外销瓷的纹饰整体表现为中国风格。

随着粉彩等色釉装饰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清代广彩兴起后，广州陶工与外国定制商有更好的交流契机，外销瓷中的徽章纹瓷器色彩更为鲜艳，如清雍正广彩塔沃尔家族徽章瓷盘，属塔沃尔（Tower）家族约在1728年的成套定制，徽章图像往往占据装饰的主要部分，欧洲风格日益明显，但轴肋纹饰处仍为中国风格的折枝花卉与暗八仙。十八世纪后期，一些定制图稿的辅助纹饰描绘细致，中国外销瓷也可以全部采用西洋画风。

(清) 广彩塔沃尔家族徽章瓷盘

天津博物馆藏

四、共生的艺术：外销瓷与画片

十六到十八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开启了中西直接贸易，也使世界进入全球物品交换和图像流动的频繁时期。相较于宋元时期与内销市场风格相近、被出口到海外的外销瓷（exportedporcelain），明清时期在贸易影响下为了出口而制作的外销瓷（e x-portporcelain）具有更多元的表现。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影响下，在和市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互动中，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国外销瓷呈现出一部交融渐变的图像史。它既不是传统中国陶瓷图案式样的简单挪用，也不是欧洲图像的直接复制，而是在一件器物上综合体现中国和西方装饰元素、构图技法、艺术特质、审美旨趣等。

画片是印刷的小幅图画，即各种版画，是明清外销瓷图像交融过程中重要的媒介。外销瓷的纹饰发展受到不同画片的影响，不仅有与中国传统绘画相关的版画，也受到贸易中来自海外的铜版画、定制样稿等的影响。外销瓷对画片的借鉴与挪用，也提升了其作为媒介的传播力度和价值体现，二者成为共生的艺术。值得关注的是，在外销瓷的纹饰上经常能看到各种与版画相关之处，但很少有完全一样的。一方面，画片的图案是外销瓷纹饰的重要参考和可鉴之粉本，促进了瓷器和绘画等载体间的图像流动；另一方面，画片不是专门为瓷器绘制的，在从二维平面的刻画到三维立体器物表面的呈现过程中，总会遵循器物纹饰本身固有的模式。

中国瓷器在欧洲的流传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下中西交流的历史见证，体现了历史上的中欧文明互鉴，并展示出图像在不同审美背景下的多元一体和渐进的融合发展过程。

(明) 青花徽章克拉克瓷盘

〔法〕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刘谷子）

图文版权所有，如需转载，务必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