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古、品古、集古

中国古代鉴古图流变研究

鉴古，从狭义上讲，是指鉴定古代文物；从广义上讲，是指赏古、玩古的活动。本文即从广义的角度来论述，由此，鉴古图是指以赏古、玩古为主题的图像。为了区别于博古图，本文所要谈论的鉴古图须具备两个要素：人物和古物，且两者之间需要产生欣赏、把玩或鉴别的关联。而图像中只有古物、没有人物的博古图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古物收藏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重要活动，古物图谱之学也始呈滥觞之势，鉴古图应运而生。随着时代变迁以及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的发展，图中所绘人物、古物以及人们对古物的观念和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鉴古图不断衍化，呈现出从崇古、品古到集古的思想意涵，衍化出不同的鉴古形式。

一、崇古、赏古

宋代，右文政策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兴盛，也带动了文人士大夫收藏古物的风尚。为了恢复礼制，证经补史，以欧阳修、赵明诚为代表的文人心存“回向三代”的复古之志，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他们所编撰的《集古录》和《金石录》标志着金石研究成为专门之学。大观初年（公元1107年），为了助教化，巩固统治秩序，宋徽宗“诏求天下古器”，敕令王黼编纂《宣和博古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宋代金石学的影响下，鉴古图应时而生，图绘文人赏古、鉴古活动。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博古图》和南宋张训礼《围炉博古图》中，鉴古人物皆为头戴乌帽的文人和长髯老者，而图中所绘古物则是宋代文人“证经补史”的对象。欧阳修在《集古录》中提到鉴藏古物的目的：“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赵明诚也说：“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

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与古物图谱之学的滥觞，是鉴古图形成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以《宣和博古图》《考古图》为代表的图谱是鉴古图中古器物图像的渊薮。王国维认为：“《考古》《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如南宋佚名《博古图》和张训礼《围炉博古图》中的古铜器，其形制多借鉴《宣和博古图》。在具有鲜明宋画风格的传为南宋刘松年所作的《松荫博古图》中，古器物图像也是如此：茂密的古松下，桌案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器物，这些器物形状精确，刻画细腻，就连器物的摆放角度和排列方式都和《宣和博古图》中的图谱高度吻合。

鉴古图中，赏鉴之物多为三代铜器和古画，描绘极为写实。如南宋佚名《博古图》中的古铜器，为了表现出它们的真实感，画家有意施以浓墨，并把最前面的鬲两侧提亮，以避免彼此间的遮挡。图中被赏鉴的古画为山水画，也刻画得十分逼真。刘松年的《松荫博古图》中，古物的真实感更为明显，物象犹如原物跃入眼帘。古物饱含宋代文人对三代文明的崇敬。刘敞在《先秦古器记》中言：“离磬崇鼎，三代传以为宝，非赖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吕大临在《考古图序》中也说：“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正因为古物是宋人的精神寄托，他们的崇古之心在鉴古图中得以彰显。如在南宋佚名《博古图》和张训礼《围炉博古图》中，文人仔细凝视古物，且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体现出他们对古物的珍重。《松荫博古图》中的文人或手持或凝视古物，皆沉浸在对古物的膜拜之中。

南宋时期，古器物逐渐衍生出三种属性：公共生活的礼器、金石学的学术对象，以及鉴赏的对象。作为赏鉴之物，在宋代的鉴古图中，古物不可或缺，且常和闲雅之物一起出现，如张训礼的《围炉博古图》中，将古物和古松、太湖石、梅花并置，画面清新隽永、古意盎然。此外，青铜器因承袭汉魏古风，契合宋人清远之趣，开始成为清供雅器，得以在鉴古图中呈现。如南宋佚名《博古图》，青铜器中插贮菊花，以供清赏，古雅凝重的青铜器和华美清逸的花卉交相辉映，彰显出宋人的闲雅意趣。

由于宋人追求清净恬淡的闲适生活，鉴古图的场景多置于“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的室外清幽之地。如南宋佚名《博古图》中，古松下，曲水旁，梅花含信，湖石寓古，文人煮水焚香，赏古鉴玩，一派清逸闲雅之气。正如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所言：“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围炉博古图》也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景—朱栏杆曲畔，古松挺立，梅花吐信，品古赏画—体现了宋代文人高雅清幽的艺术取向。此图也吸引乾隆在画中题跋：“古器玩三代，闲庭聚四宾。朱栏杆曲畔，梅信正含春。”

元代鉴古图延续两宋画风。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末元初的文人画家钱选的《宋鉴古图》，图中主角仍为头戴乌帽的文人形象。与宋代不同的是，三代铜器和古琴、古砚、漆器、茶壶、瓷器、古籍等同时摆放在桌上。当它们放置在同一空间时，这也昭示着古铜器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从此登堂入室，成为供人摩挲赏鉴的清玩。不过，此图最引人注目的是，部分古物被陈列在地面的毡毯上，这似乎在暗示古器物的功能和意义在元代文人的心中发生了转变，它们不再是在庄肃仪式中陈列于庙堂之上受人尊仰的礼器，而是被文人随意放置的赏鉴之物，自然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崇高的纪念意义和象征含义。

显然，这种转变和宋末元初文人对古物的态度息息相关。在他们眼中，古物不仅包括青铜器、碑刻等具有礼仪性的金石，还涵盖瓷器、玉器、古琴等可供鉴赏的古器物。如南宋《百宝总珍集》详载玉石、瓷器；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专列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古画等；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元代孔克齐《至正直记》等文人笔记中也谈到瓷器、玉石等。此外，还出现了著录玉器和瓷器的专书，如南宋蒋祈《陶记》、元代朱德润《古玉图》等。

与宋代鉴古图不同，宋末元初，钱选所绘的《宋鉴古图》中，背景空无一物，有学者怀疑这是从横卷中截取的片段，但我们在《西湖吟趣图》以及传为钱选所作的《博古图》中再次看到空无一物的背景，这显然是钱选独到的艺术表现形式。面对国家灭亡、民族矛盾激化的现状，以钱选为代表的失意文人标榜气节风骨，通过描绘古物和画面留白的方式来表达与古为伍、借古浇愁、悠游于尘世之外的隐逸情怀。可见，元代文人通过鉴古图托物言志，并以此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和慰藉。

综上，在宋代的鉴古图中，古铜器和古画频繁出现，并和文人保持了一定的观赏距离，体现了宋人崇古、尊古的文化观念。元代文人更注重回归个人内心，赏古成为他们隐逸生活的精神追求。宋元两朝，鉴古图中的主角皆为文人形象，鉴赏之物多为铜器和古画，也出现了古琴、古砚、瓷器、漆器等古器物，鉴古环境则为室外庭院，与高雅之物相衬，表现出宋元文人崇古、赏古的文化追求和精神意涵。

(南宋) 刘松年 松荫博古图

绢本设色 纵128.3厘米 横56.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品古、玩古

明代，商品经济得到发展，收藏和赏玩古物的风气尤为兴盛，玩古、品古之风盛行。古物是一个随时间流逝而不断叠加的概念。在明人眼中，除了三代铜器和古画，唐宋窑器、古琴、漆器同样是精美的古物，是文人感性经验最好的寄托之物。明代古器物的分类繁杂，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把古物分成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古琴、古砚、珍奇、金铁、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十三类。在明代《妮古录》《遵生八笺》《长物志》《考槃余事》《清秘藏》等著录中，对古物的分类也极为细致。

在明代的鉴古图中，古物纷繁多样。如故宫博物院藏仇英《竹院品古图》中的古器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除了斝、钟、簋、角、觚、扁壶、豆、四足方鼎、四方出戟尊、三足酒爵、三足圆鼎、伶官式琴、提梁卣、兽足奁、羽觞、釜、双螭耳壶、方鼎、圆口出戟尊、簋式炉等青铜器，还有古籍、书画、瓷器等，这些器物皆刻画得五彩斑斓、奢华艳丽。故宫博物院藏杜堇《玩古图》还绘有玉璧、玉饰、笔洗、古琴等，根据题跋“予则似求形外”可知，他是依据当时流行的古器物图谱中的样本而绘。杜堇在跋中谈到了绘制此图的意义：“玩古乃常，博之志大。尚象制名，礼乐所在。日无礼乐，人反块（愧）然。作之正之，吾有待焉。”可见，他是把玩古活动视为追求古代礼乐制度的高尚行为。董其昌也认为：“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

明 杜堇 玩古图

绢本设色 纵126.1厘米 横18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文人好玩古、品古，而被赏鉴的古物自然是明代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构件。论古玩古，借物抒情，屡见于文人著述。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言：“故余自闲日，便考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细究心。”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也把古器物作为清玩之物，并以此来构建明代文人优雅的精神世界和审美理想。在明代文人眼中，古器物可以用作清供、摆件、花器等日常生活用品。高濂就说：“如得商母乙鬲、周蔑敖鬲、饕餮鬲、周师望敦、兕敦、翼敦，亦可充堂中几筵之供。”

明代文人的玩古、品古活动多在私家园林中进行。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言：“骨董非草草可玩也。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故玩骨董有助于却病延年也。”由此，在明代的鉴古图中，玩古活动和园林景致常结合起来，以体现明代文人幽静闲逸的生活情趣。如《玩古图》《竹院品古图》以园林庭院、松柏曲栏为背景，同时把寓意清雅高洁的太湖石、芭蕉、竹林融入画面，烘托出闲适隐逸的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鉴古图中所绘赏古活动，常以屏风遮挡。如《竹院品古图》《玩古图》中就摆放着巨大的屏风，它们的意义就在于把尘世喧嚣和文人心境予以相隔，以此达到“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清心乐志，孰过于此”的理想生活状态。关于屏风的意蕴，艺术史家巫鸿指出：“画中所绘的图像，屏风可用来构造画面空间、提供视觉隐喻。”正如巫鸿所言，图中的文人看似逃离尘世，实则心怀天下，他们是通过鉴古活动来表达“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常怀廊庙的经纶”的人生境界。

明代玩古、品古活动之所以在园林进行，还和明代文人热衷于各种主题的文会雅集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而鉴赏古物自然是文会雅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嘉靖末年，海内宴（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末崔子忠《桐荫博古图》描绘了茂密的梧桐树下，众文士鉴赏鼎彝书画的场景，桌上和地上陈放着各种古物，整幅画面充盈着一派闲和幽雅的气氛。在明代以博古、茶会、文会为主题的雅集图中，鉴古场景屡见不鲜，如唐寅的《西园雅集图》、仇英的《西园雅集图》、谢环的《杏园雅集图》，以及吕文英、吕纪的《竹园寿琴图》等作品中都绘有文人品古、玩古的活动。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收藏风气极盛，文人玩古、品古、鉴古的活动更为频繁。在黄省曾《吴风录》、吴其贞《书画记》、王世贞《觚不觚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著述中都谈到当时的藏古、玩古之风。鉴古图也成为晚明文人普遍喜好的绘画主题。明末，尤求、郑重、张翀都绘制了此类图像。如尤求的《松荫博古图》《品古图》皆描绘了一群文人聚集在园林中赏古、品古的场景。故宫博物院藏郑重《品古图》扇面则刻画了三位文人围坐在石桌旁赏鉴古物的场景。张翀《鉴古图》无疑是仿南宋刘松年《松荫博古图》之作，此图从人物的动态到器物的罗列都和《松荫博古图》如出一辙，只是将原本三件白色的古器物改成了黑色。

值得注意的是，尤求和郑重对古物的表现手法与宋元明初大不相同。如尤求《松荫博古图》《品古图》中的古物皆以写意手法表现，远不及明初对古物作细致入微的刻画。再如郑重的《品古图》，摆放在石案上的三十余件青铜器，被挪到画面的最右侧，皆以意笔勾勒而成，远远看去，似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在明代佚名《博古图》中，古物的表现方式和郑重《品古图》相似，也是以意笔勾勒，所施墨色不如宋元时期厚重。此外，文人对古物的态度与以往有别，如尤求《品古图》中所绘文人虽手持古物，但眼神游离于古物之外，或冥思神游，或相互交谈。郑重的《品古图》中，文人的注意力不在古物上，而是把眼神投向远处的侍童。如果说在明初杜堇的《玩古图》中，古物在文人心中还具有神圣感的话，那么在晚明尤求、郑重的笔下，古物就成为文人身旁习以为常、可供使用的物件。

随着晚明赏鉴收藏之风的兴起，古物的现实功用得到了开发，古物的鉴藏和交易空前活跃，参与者涉及各个阶层，鉴古图开始世俗化，行商坐贾和市井百姓也成为鉴古图的主角。如雕漆《百子图印匣》就生动再现了市肆上书画交易的场景：商贾举着立轴画，市民手持卷轴末端，细细品鉴古画，极具生活气息。此外，随着书画消费的繁荣，各类古物和书画图谱得到进一步的翻刻、传播，鉴古图在民间的流传范围逐渐扩大，深得各阶层民众喜爱。如明代顾炳所辑《顾氏画谱》中的一幅插图就描绘有文人赏鉴书画古玩的场景。

总之，明代收藏风尚的兴盛，使古物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一部分。明代，鉴古图显著增多，达到历史巅峰。玩古、品古是鉴古图的主题，图中的鉴古人物不仅有文人雅士，还有坐贾行商、市井细民，赏鉴之物更为繁杂多样。此外，鉴古环境常设于私家园林，且多以屏风相隔，这表现了明代文人追求闲适幽雅的生活情趣。而各类古器物和书画图谱的翻刻和传播使鉴古图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被社会各阶层普遍喜爱。

(明) 尤求 品古图

纸本墨笔 纵93.1厘米 横31.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三、集古、鉴古

清代，帝王的好尚推动了古物收藏之风的兴盛。乾隆帝将历代珍品收入内府，几乎囊括了书画、陶瓷、青铜器、玉器等各种门类，他敕令编纂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四部青铜器图录，《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佩文斋书画谱》等书画著录也相继完成，对清代的集古、鉴古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藏姚文瀚《弘历鉴古图》描绘的就是乾隆帝赏古的场景。图中所绘物品皆是皇家珍宝，包括书画、善本古籍、商代铜觚、新莽嘉量、宣德桥耳炉、宋瓷瓶、明宣德青花梵清 郎世宁 弘历观画图 绢本设色 纵136.4厘米 横6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文出戟罐、青玉谷纹璧、玉斗、盘碟、明永乐青花双耳扁瓶、明宣德青花凤穿花纹罐、明永乐青花缠枝纹藏草瓶等。对比宋人《二我图》中仅有的书籍和生活物品的陈设，《弘历鉴古图》中的古器物几乎涉及收藏的所有类别，体现了皇家珍藏古物的丰富程度，亦反映出乾隆帝的集古气度。

清 郎世宁 弘历观画图

绢本设色 纵136.4厘米 横6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受乾隆帝的影响，宫廷画家也积极参与绘制鉴古图。如故宫博物院藏陈枚《月曼清游图册》之《围炉博古》，描绘了宫廷仕女欣赏古画的场景。华堂中，两位仕女展观古画，三位仕女品鉴青铜香炉，还有仕女捧来书画和铜器。长桌上摆满了古籍、书画、瓷瓶、觚、紫砂茶壶和青铜鼎式香炉等，里屋的墙上还挂有山水画和古琴，架上摆放着各种书籍和画作，可谓“古鼎名琴满室陈”。和明代不同，以往摆在案上的古琴在此被悬挂在墙壁上，作为装饰物。就连青铜鼎也作为实用品被插上了香薰。此外，图中还出现了紫砂壶的图像，这也体现了清代宫廷和文人的收藏趣味，紫砂壶不仅是雅俗共赏的收藏品，还成为古物的一部分。晚清吴大澂就谈道：“喜购古器，室中钟鼎盘罍，苍绿斑剥（驳），茶壶皆宜兴佳窑。”

宫廷造办处的艺人还奉命把鉴古图应用到瓷器、牙雕、玉器等艺术品上，形成固定的装饰纹样。如牙雕“围炉博古”就是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由造办处牙匠陈祖章、顾彭年等根据陈枚的画制作而成的。再如乾隆时期的白玉雕“崔子忠桐荫博古图玉壶”，壶身正面依照崔子忠《桐荫博古图》画意而绘，镌刻了文人在梧桐树下鉴赏书画古玩的场景，背面刻有乾隆御制诗：“碧梧桐下草铺茵，博古相与会翰宾。夏鼎商彝共左右，墨华笔露永鲜新。”

清中期以来，金石学盛极一时。金石学者以“证经考史”为学术旨归，在金石碑版、古器物搜访、鉴藏研究等方面推动了金石学研究多元化的发展。他们精于鉴别，详于考订，著作迭出，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超宋代。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古玉图考》等著述也为鉴古图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古物图像素材。

清代金石学家阮元十分注重对三代铜器的收藏，他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中言：“聚一时之彝器，摹勒为书，实可使一时之器永传不朽，即使吉金零落无存，亦可无憾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周瓒《积古图》就是对阮元与友人在积古斋鉴藏古物的描绘。阮元在跋文中提到绘制此图的目的：“余政事之暇，籍（借）此罗列以为清娱，且以偿案牍之劳。”图中书斋中杂而不乱地摆放着钟、鼎、敦、簠、豆、匜、彝、甗、卣、尊、钘、角、爵、觯、觚、洗、剑、戈、瞿、弩机、削、镜、镫及刀布印符等，这些器物被刻画得十分逼真，生动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鉴古活动。

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澂嗜古玩古，其收藏的金石器物种类繁多。上海博物馆藏《愙斋集古图》集中，展现了吴大澂收藏的金石文物。该图有上、下两卷，上卷由任薰所绘，下卷由胡祥和陆恢合作完成。任薰所绘卷首描绘了吴大澂和友人品鉴古物的情景，图中三十件青铜器被刻画得细致逼真。《愙斋集古图》下卷绘吴大澂端坐在席榻上，四周堆满了商周彝器、秦权、汉器、鼓、唐石、明陶、古玉等古器物，充分体现了吴大澂收藏之富。清代学者李慈铭赋诗以赞：“当代论金石，潘陈古癖推。翰林谁继起，吾子擅清才。余艺兼图绘，高斋足鼎罍……”清人江标也赞誉：“愙斋世伯《集古图》巨卷收藏之富，鉴别之精，几与文勤相等，且皆聚于吴县，诚才遇也。”可见，清代金石学家想通过鉴古图来展示自己庞大的金石收藏，以此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和经济实力。

清代金石学者认为“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为了能“举证经史”，他们需要对古物进行深入的鉴别。而鉴古图则鲜明地表现出他们的鉴古成果。如《积古图》的卷芯中，还有阮元所藏九十二张金石拓片及九十一枚印章的钤印，每一张拓片旁都有其手写的器物名称及铭文，这些铭文都经过了阮元的用心考证和鉴别。他曾说：“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拓释一铭，俯仰之间，辄心往于数千年前……”《愙斋集古图》中所绘古物也都注明了名称，如邓伯盨盖、邵鼎等，在长卷的中间则是吴大澂珍藏诸器的八十四件全形拓片，还有他的题识考释，充分体现了吴大澂深厚的鉴古能力。

清代鉴古图所绘场景多为庋藏古物的室内书斋。《弘历鉴古图》中的乾隆为了追拟宋人那淡远幽思的生活情趣，穿上了文人的服饰，似乎在沉思冥想。“羲皇上人我不为”的印文也映射出乾隆在书斋中找到了鉴古隐修的适宜场所。《积古图》《愙斋集古图》的书斋俨然成为清代文人收藏古物的私密之地，特别是《愙斋集古图》中的屏风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隐秘性，向观者展现出文人的鉴古志趣和集古雅好。与前代文人不同，清代文人似乎只是想通过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古物收藏。在今天看来，图中的书斋就如同一座微缩的博物馆，借此，我们可以观照清代文人的古欢图景。

随着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在清代的兴盛，清代帝王、文人皆热衷于古物的庋藏，收藏古物之风极盛。清代鉴古图中所绘古物既是清人鉴赏的对象，也是其藏品丰富程度的展现。鉴古场景由室外庭院移至室内书斋，极具私密性，进一步反映了清人集古、鉴古的观念变化。绘画中的“鉴古热”也影响到其他艺术品，在瓷器、牙雕、玉雕上都能寻觅到鉴古图的踪迹。

结语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金石学的兴起以及金石著录的相继问世，使鉴古图应时而生。宋代鉴古图描绘文人在室外庭院赏鉴三代铜器和古书画的场景，体现了文人崇古的精神追求。元代延续了宋代的鉴古图式，所绘古物更为多样，注重对失意文人隐逸生活的描绘。明代，收藏风尚的兴起使鉴古活动浸润到明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中，鉴古图创作达到鼎盛。图绘赏鉴之物纷繁复杂，鉴古活动常在恬静幽雅的私家园林，表现了明代文人玩古、品古的闲雅意趣。清代，随着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兴盛，鉴藏之风更为盛行。鉴古图主要表现清人在书斋中集古、鉴古的活动。图绘的古物种类繁多，刻画精细生动，有的还题有器物名称和题识考释，彰显了清人重考据尚实证的集古、鉴古观念。此外，鉴古图还被广泛应用于其他艺术门类，满足不同阶层的审美需求。简而言之，鉴古图与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时代风尚和思想观念共浮沉。鉴古图向上关联政治、文化，向下触及生产、生活，实现了礼仪与鉴赏合流，学术和器用交融，鉴古图的流变可归结为：崇古—品古—集古。

(南宋) 佚名 博古图

绢本设色 纵141.1厘米 横100.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刘谷子）

图文版权所有，如需转载，务必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