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第17场 | 怜君能不误聪明——齐白石与弟子贺孔才的印学交流

贺孔才曾是齐白石的早期弟子，

白石老人甚至引其为知己，

两人频繁交流印学和人生感悟。

但多年后，两人为何分道扬镳？

本场讲座邀请邹典飞先生主讲，

从他参与研究的一批

国家图书馆珍藏印谱材料出发，

梳理了师徒二人的交往关系，

为观众解读齐白石这位画坛巨匠

不为人知的一面，

探讨了“齐派”印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2026年7月5日，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第17场在广东美术馆新馆举行。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典飞以“怜君能不误聪明——齐白石与弟子贺孔才的印学交流”为题，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师徒往事。邹典飞通过深入研究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印谱材料，结合《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中的批语，梳理了师徒二人从亲密到疏离的全过程。这批留存下来的印谱与题跋，为研究齐白石早期篆刻的真实面貌、理解其复杂个性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文献。近期，国家图书馆也即将出版相关书籍，正式公布这批珍贵文献。跟随主讲人的思路，现场听众在丰富的史料与印谱的对照中，看到了齐白石不为人知的一面；通过师徒两人的交流理解了“齐派”印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讲堂理脉络，印中见师承”

在开讲前，王绍强馆长致欢迎辞并表示，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已持续举办至第17场，该项目持续邀请全国名家来粤与观众进行深入交流。他提到“知齐者，徐君也——徐悲鸿藏齐白石艺术研究展”筹备不易，展品中有不少是国家文物局的重要藏品，首次到广东展出，观众反响热烈。展览配套举办了多场讲座，本场讲座专门聚焦齐白石与弟子贺孔才的印学交流。篆刻作为相对冷门的研究领域，此次讲堂从这一角度展开深入探讨，有助于还原历史语境，补充展览的学术维度。

广东美术馆馆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绍强  致辞

齐白石一生收徒众多，贺孔才是最特殊的一个。这段师徒关系本应是艺坛佳话，却在1935年突然转向破裂。在这段从亲密到疏离的关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国家图书馆近期整理出齐白石赠贺孔才的印谱五种钤印本，即将首次出版。邹典飞在参与研究这批印谱材料过程中，结合《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中的批语，梳理了师徒二人交往的全过程。他将讲座从四个部分展开探讨：

北京书法家协会理事

齐白石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邹典飞主讲

贺孔才出身河北武强贺氏，为畿南著名的藏书世家。祖父贺涛师从曾国藩弟子吴汝纶、张裕钊，是晚清北方古文界的重要人物。贺家1926年迁居北京，在积水潭建藏书室，庋藏古书十万卷、文玩五千二百余种、书版五十六箱。贺孔才的古文师从吴北江（吴汝纶之子），书法师从秦树声，篆刻师从齐白石。吴北江是桐城派在北方最重要的传人，其弟子包括国民党元老张继、后来的文化部部长齐燕铭、海派名家潘伯鹰等。贺孔才在北京的交游圈以王树枏、陈三立等传统文人为核心。1949年，他捐出全部家藏图书，政府为此举办捐赠文物特展。建国后，他曾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事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1951年，贺孔才去世。

讲座课件

讲座现场

贺孔才与齐白石的相识是在1920年。经朱悟园介绍，贺孔才拜齐白石为师。齐白石在日记中特别标注“北地古文家最著者”，足见对这位出身诗书世家的弟子颇为看重。邹典飞指出，贺孔才是齐白石1919年定居北京后早期最重要的弟子之一。齐白石对他寄予厚望，曾赠予五种钤印本印谱，在《孔才印存》中留下大量推心置腹的题跋。白石老人晚年手紧，馈赠五册印谱给弟子极为罕见。因此，这批印谱成为研究师徒二人关系的关键文献。

讲座课件

印谱中大量题跋展现了齐白石的印学观念。齐白石说：“自唐以来能刻印者，惟赵悲盦变化成家”，认为赵之谦刻十方印仅两方工稳。他刻“印奴”一印，题曰“比之无闷各有意态”——无闷是赵之谦的号。这些题跋不仅展现齐白石对自己篆刻的高度自信，也说明他引贺孔才为知己。印谱收录了齐白石为金城、吴佩孚、梁启超、夏寿田、梅兰芳、蒋中正、杨度等各界人物所刻印章，可窥见齐白石扩展人脉的策略。齐白石还在题跋中感叹贺孔才“本应是仕途之人，却从自己习印似为可惜”，既流露得意，也暗含复杂心态。

讲座课件

讲座现场

贺孔才拜师时，正值齐白石篆刻风格的定型期。齐白石在此时期完成了对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的整合，转向以《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为篆法基础，形成“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路径。《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中保存了大量齐白石批语。齐白石评贺孔才“篆法入古趣，刀法浑成”，一方“兆璜”印“足可令人惊佩”。贺孔才治印并非死板追摹，而是在章法上融入自己的理解，留红处理与齐白石不同，别具匠心。

邹典飞指出，贺孔才的印“文气十足”，无齐白石斩钉截铁式的痛快，但胜在雅致。这是文人世家学养使然。贺孔才也清醒认识到自身局限，曾对女弟子刘淑度说：“我学不到老师的刀法，那种气势难学。”

讲座课件

邹典飞认为，1935年是两人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贺孔才的哥哥在《舍弟孔才简传》中明确写道：“民国廿四年，刻印舍弃学齐白石。”此后师徒二人往来渐疏，至三十年代中期几近断绝。在贺孔才后人整理的遗稿及朋辈弟子回忆中，鲜见有使徒二人在1935年后的交往记录了。

讲座课件

邹典飞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理念的分歧。贺孔才出身藏书世家，自幼受传统儒家教育，学养深厚；齐白石的艺术观念与贺氏所承袭的精英文化存在差异。贺孔才早年直接取法齐白石，但中年后意识到终身追摹“齐派”风格难以成就自己的印风。他转向赵之谦和吴昌硕，印风从雄肆走向平和，时人评价其“小印尤精”。但客观而言，他在弃学齐白石后，未能实现更大的印学突破。

讲座课件

从另一个角度看，齐白石对这位弟子的不满，在三十年代初已有流露。他在给杨仲子刻的“见贤思齐”印边款中，提到“有一二少年皆受业于余，学成自夸师古，背其恩本”。邹典飞认为，此句即暗指贺孔才。1933年，齐白石批弟子罗祥止印谱时，又写下“若学贺生之为人，足以倒戈矣”。可见，齐白石对贺孔才的不满态度已公开化。而作为弟子的贺孔才，在公开场合却从未批评过齐白石，在他给朋辈的书札中也未见指责老师的记录。邹典飞分析道：“贺孔才是白石门人中学养最深、最擅变化的弟子，弃学齐派本身即是一种艺术自觉。但他摆脱了齐派面貌之后，也在流派印的格局中迷失了方向。”

讲座现场

齐白石曾刻一方印，印文为“我负人 人当负我”。这个短语在他与贺孔才的关系中，似乎得到了某种应验。齐白石在贺孔才身上倾注了超出一般弟子的期望。这个弟子的出身、学养、交游圈，都让齐白石觉得能借以提升自己在京城文人中的地位。但贺孔才的精英背景，最终也成了两人无法跨越的障碍。他看得到老师篆刻中那些旁人看不到的妙处，也能察觉到那些齐白石不愿被人指出的局限。1935年后，贺孔才不再学齐白石。他没有公开说过老师一句不好，只是不再提起。齐白石则在各种场合提到他，语气越来越严厉。

邹典飞说，贺孔才的一生很丰富。他见过齐白石从民间艺人走向神坛的全过程。他的收藏、他的沉默、他的离开，都为后人保留了一个切面，让人看到齐白石早年对篆刻的真实态度，看到他在声名未稳时的自信与焦虑，也看到一个出身悬殊的师徒关系如何在时代夹缝中从热络走向疏离。

启功的评价或许是对贺孔才最准确的定义：“近代印人，以缶翁为初祖，以白石老人为龙象。而继席拈锤，必推孔才贺公为巨擘。”缶翁是吴昌硕。这句话的意思是，北方印学一脉，齐白石是开山的人，而接过这个位置、能继续往下传的，是贺孔才。

在此次讲座中，邹典飞给广东的观众带来了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阅读国家图书馆藏的那五种印谱钤印本，浏览两人最亲密时期的对话，研究者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研究齐白石早期篆刻的入口，为后人还原了一个真实、复杂、不那么完美的齐白石。也许，这正是贺孔才留给学界的独特价值所在。

在阅读一份份珍贵文献图像的过程中，

在许多值得关注的细节里，

邹典飞带着大家史海钩沉，

透过一段特殊的师徒关系，

揭示印学思想与风格的传承。

广东美术馆“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

还将推出更多精彩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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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 / 涂晓庞

审校 / 叶小青 曾睿洁

摄影 / 杜悦儿 刘屹

资料提供 / 林单戈

编辑 / 余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