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特罗在纽约｜一座城市，和一个尚未被辨认出的画家

苏富比今夏与费尔南多·博特罗基金会合作，在纽约举办一场以艺术家费尔南多·博特罗为主题的销售展。展览聚焦的，是艺术家创作生涯中奠定根基的那段纽约时期——1960至1973年。汇集的绘画与雕塑直接来自博特罗家族和其他私人收藏，其中许多是第一次在纽约公开亮相。

费尔南多·博特罗（1932–2023）。图片由苏富比提供。

《博特罗在纽约》是苏富比布罗尔大楼首次为单一艺术家举办的展览，正值苏富比夏季艺术季的高峰。走进展厅，观者将看到博特罗的绘画风格在这些关键年份里如何一步步演变——这是他实践中重要却鲜少被深入探讨的一章。这一时期的25件作品，每一件都标记着艺术家发展的一个特定时刻，映照着他沉浸于纽约创意圈层、与城中众多重要艺术声音直接对话的那段时间。展览所揭示的，是艺术家如何发展出"博特罗主义"（Boterismo）——他逆着那个时代占据主导的抽象潮流，发展出自己那套纪念碑式的、幽默的、深度人性的形象语言，从表现性笔触，逐步走向我们今天所辨认的那种清晰与比例。

《博特罗在纽约》标志着博特罗家族与拍卖行之间首次此类合作，也是纽约有史以来最全面的博特罗作品呈现之一。跨越艺术家六十年创作生涯中后续数十年的精选作品，将进一步照亮其视觉语言的延续与演变。展览延续苏富比夏季艺术季的势头——布罗尔大楼的夏季艺术季由苏富比国际地产赞助呈现——为观众提供在世界上最活跃的艺术之都之一体验博特罗作品的难得机会。

"博特罗的纽约岁月揭示了一位深度介入周围艺术潮流、却坚定不移地发展出完全属于自己语言的艺术家。"拉丁美洲艺术全球主管安娜·迪·斯塔西写道，"展览中的作品展示了这一成就的根基：一位以独立姿态面对欧洲经典的画家，通过自己的想象转化了哥伦比亚的视觉与社会世界，锻造出二十世纪最具辨识度的绘画语言之一。"

一个哥伦比亚人到了格林威治村

生于哥伦比亚麦德林，费尔南多·博特罗的早年以对技艺的执着为标志。十六岁便在麦德林办展，十九岁时已在波哥大的Leo Matiz画廊举办个展，同时为麦德林日报《El Colombiano》的文学增刊画插图。一项国家艺术奖让他得以前往欧洲，在那里他沉浸在老大师的作品中——委拉斯开兹，以及梵高等现代大师——为日后定义其创作的广阔视觉参照奠定了基础。

博特罗的影响来源广泛：麦德林的殖民时期艺术、前西班牙时期雕塑、墨西哥壁画运动、童年的哥伦比亚乡村风景——所有这些与他在海外遇到的欧洲大师形成对话。到1950年代末，在拉丁美洲和华盛顿特区成功举办一系列展览之后，他来到纽约，定居格林威治村，一个充满艺术可能性的街区。正是在这里，在一栋住满画家的大楼里，一次偶然的相遇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多萝西·米勒在拜访另一位艺术家时，在博特罗的工作室前停下脚步，带走了《十二岁的蒙娜丽莎》。

这次收藏成为催化剂。艺术家由此得以与艺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交往——马尔伯勒画廊的皮埃尔·莱维、巴黎的克劳德·贝尔纳、巴塞尔的恩斯特·贝耶勒——并创作出一系列定义性作品，包括《教皇利奥十世（仿拉斐尔）》（1964）和《总统家族》（1967）。1972年2月，他在纽约马尔伯勒画廊的首展全部售罄，标志着数十年合作的开始，也证实了他独特的方式能够在一座专注于抽象表现主义和波普艺术的城市中扎根。

在抽象的潮流里，守住一种胖

1960年代的纽约对艺术家而言也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时期。博特罗对具象的坚持，使他与时盛行的抽象潮流格格不入。他常谈及抵抗"抽象艺术的独裁"，而偏爱理论性的批评家有时将他放大的形象斥为不合时宜或过于通俗。然而观众感受到一种温暖与人性，穿透了先锋派的冷漠疏离。他的幽默、感官性和不可错认的体积感——博特罗主义的本质——引起的共鸣，远超当时那些争论本身。

把蒙娜丽莎变成另一个人

《十二岁的蒙娜丽莎》 1959

与1961年被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十二岁的蒙娜丽莎》——博特罗首次被机构收藏——密切相关，《十二岁的蒙娜丽莎》展现了艺术家对艺术史先例的大胆重构。创作于1959年，这件作品对达·芬奇标志性的画中人进行了诙谐的重新诠释，呈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博特罗式存在感。

费尔南多·博特罗《十二岁的蒙娜丽莎》， 1959 年。由苏富比拍卖行提供。

通过改变比例、压缩形体和冷面幽默，将达·芬奇最令人熟悉的原型重新铸造，这件从未公开展出过的画作既亵渎又丰富地审视了图像在流行文化中的功能——这一直觉与1960年代初波普艺术的发展平行。它令人不安的静止，预示了后来成为博特罗创作核心的心理张力与夸张的肉身感。

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画成圣人

《拉蒙·奥约斯的封神》 1959

作为对哥伦比亚著名自行车手拉蒙·奥约斯·巴列霍——哥伦比亚环赛五届冠军——的致敬，这幅创作于1959年的布面油画自2012年以来未曾展出，揭示了艺术家早期实践中抽象表现主义倾向的介入。博特罗将哥伦比亚的自行车英雄转化为一个具有仪式般庄严的形象。作品通过宗教绘画和宫廷绘画的构图权威来提升一位当代体育英雄，已经显露出艺术家将流行题材转化为纪念碑式图像的本能。

费尔南多·博特罗，《拉蒙·霍约斯的神化》（1961）。由苏富比提供。

表面轻松之下的不安

《野餐》 1973

完成于1973年，这是《野餐》首次向公众呈现。在这件作品中，博特罗式的语言延伸到一个休闲与社交仪式的场景——表面的轻松，让位于对阶级、礼仪、公共生活的编排和社交表演更为暧昧的沉思。

费尔南多·博特罗，《野餐》（1973）。图片由苏富比提供。

和梵高说话，但用自己的声音

《向日葵》 1977

《向日葵》（1977）展示了博特罗成熟视野超越人物形象的延伸。纪念碑般的花朵和超大的蓝色花瓶，将梵高著名的主题转化为一个具有雕塑重量感和静默张力的构图。将自己插入这一经典传统，博特罗呈现的一束向日葵既借自早期语汇，又呈现出完全当代的创新：膨胀的，鲜艳的，丰润的。以其标志性的明快色调、戏谑的体积形式和溢出的生机，博特罗的《向日葵》提供了一幅纯粹属于他自己的标志性图像版本。这件作品自2012年以来未曾展出。

费尔南多·博特罗，《向日葵》（1977）。图片由苏富比提供。

一种不属于时间的成熟

《西瓜静物》 1976

博特罗令人垂涎的静物画深植于他对老大师西班牙绘画的推崇。早年在大都会普拉多博物馆接触大师杰作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发展和对委拉斯开兹、戈雅等西班牙艺术大师的终生欣赏。磨练出一种融合体积与感官性的风格——让人想起那些过往大师但带有独特的转折，即他标志性的博特罗主义——博特罗创作的静物画激发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

费尔南多·博特罗，《西瓜静物》 1976。图片由苏富比提供。

选择西瓜作为主要元素，使这幅画具有鲜明的美洲属性；尽管西瓜由欧洲人于16世纪引入，如今已遍布南北美洲大陆，并成为墨西哥的关键国家象征。老大师静物传统通常通过展示水果和其他消费品处于不同成熟和腐烂状态来强调虚空派的意味——时间的转瞬即逝——而博特罗的静物画则有一种超现实的丰润，一种似乎独立于时间之外的成熟与静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