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塔耀立西直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展览馆题材美术创作探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借鉴国外建筑经验（主要为苏联）的重要代表而载入现代经典建筑史册。北京展览馆在当时不但成为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建设成就的场所，更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系列重要的涉外活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北京展览馆为题材的美术创作，亦因在记录时代变迁与礼赞祖国（“国家叙事”）方面的突出特点而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典型范例。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现场

一、北京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肇建始末

1949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由此拉开中苏两国关系的新篇章。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1952年，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富春访问苏联期间，苏方表达了在华举办展示其社会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意愿，中方表示同意，并借此契机学习苏联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

1952年6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政府（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正式发出照会，邀请苏方来华举办大型综合性展览会。照会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致意，并请协助下列事项：为使中国人民更深切地了解苏联伟大经济建设的成就，帮助中国工业技术的提高并促进中苏贸易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全苏总商会组织综合性的展览会来中国展览，具体内容请全苏总商会考虑决定。该项展览所需费用，在中国境内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负担。为使展览场所适用起见，希全苏总商会事前派专家前来进行设计。希大使馆对上述请求惠予协助，并盼早日见复为荷。此照苏联驻华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印）一九五二年六月廿三日于北京”。随后，中苏两国于举办展会与场馆建设等有关事宜形成备忘协议，并由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负责有关工作的安排与实施。

在经过选址、勘测、设计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后，作为在中国境内集中展示苏联建设成就的大型综合性展馆的北京苏联展览馆于1953年10月15日上午在北京西郊（近西直门）正式破土动工。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光伟、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宋裕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中央设计院副院长汪季琦、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以及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华士诺夫，苏联驻华商务副代表耶维奇、丹尼辛柯，苏联建筑师安德烈耶夫、吉斯诺娃，工程师郭赫曼等中苏两国代表千余人出席了开工仪式。彭真代表中方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致辞并对全体工程人员寄予了勖勉期望。苏联驻华商务副代表耶维奇、建筑师安德烈耶夫分别致辞，一致认为这座建筑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将有着巨大的意义,并强调在展览举办期间，中国人民将更进一步深入了解苏联人民在工业、农业、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典礼结束后，彭真等人为工地奠基。

北京苏联展览馆总占地面积为13.2万平方米，主要建筑物占地面积8.85万平方米，主体展馆建筑面积5.04万平方米，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展览路北侧，毗邻北京动物园（时名西郊动物园）。苏方建筑设计师为安德烈耶夫、吉斯诺娃（又称凯丝洛娃）夫妇，结构工程总设计师为郭赫曼；中方建筑设计师为戴念慈、毛梓尧，工程结构设计师为张善新、周永源。北京苏联展览馆为典型的俄式古典主义与拜占庭风格相结合的建筑，并参考了当时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海军总部塔楼、莫斯科全苏农业展览馆（今全俄展览中心）以及维也纳国际展览会苏联展览馆（1952年由安德烈耶夫设计）的主体建筑外观式样。展览馆坐北朝南，总体呈汉字“山”形布局，左右对称，前后呼应，以中央尖塔为中心点，东西轴线正对西直门，南北轴线通过大道直对辽代天宁寺古塔。

按照当时举办苏联经济与文化展览会的总体规划，在整个建筑中，南北走向为南广场、十六瓣花型喷泉水池、前厅(今一号厅）、工业厅（今二号厅）、露天剧场与舞台（今北展剧场），东西走向为十八联拱（喷泉水池后），电影馆（今报告厅），油画雕塑和版画馆（又名文化馆，即今五号厅），食品馆（今画廊），农业馆（今九号厅），出版物和职业教育馆（今三号厅），高等教育馆（今四号厅），餐厅（今莫斯科餐厅），西广场（今十一号厅），东广场（今十二号厅），乐器、无线电和家具馆（今七号厅），手工艺品馆（原八号厅，今中国爱乐乐团排练厅）。建筑结构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部分为钢架结构。半弧形廊柱原缀有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的国徽，苏联国徽、五角星缀饰于苏联展览馆内外。建筑外观与内部以苏联（俄）式装饰纹样、图案为主，同时融入部分中式纹样与图案。对于这样大胆的设计构想，安德烈耶夫曾对中国同行们言道：“苏联展览馆盖在北京，它的观众是中国人民，他们应该在这里看到自己喜爱的熟悉的东西。”由于文章篇幅有限，这里仅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且与本文论及的美术作品有关的展厅。

前厅（今一号厅）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区域，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平面呈正方形，高度达20米。正门前的立柱上分别塑立有两名男性医生、工人与两名女性农民、教师的形象。厅内设有24根汉白玉八角柱，内部穹顶借鉴了拜占庭建筑制式，悬挂三层金丝凤尾状吊灯，且缀有精美的花树纹饰与苏联国徽，立面墙体上端则缀有醒目的金色团花图案（后又加镶红色五角星），地面亦嵌有棕白色相间的五角星图案，内部中心点当年陈列着北京苏联展览馆鸟瞰图模型。前厅外建筑上端有一个高达84.5米的鎏金尖顶塔直指云霄，塔顶缀有一颗闪耀的巨型红色五角星。塔基平台的四角处各设有一座金色顶盖的白亭，与红五星及鎏金尖塔交相辉映。据相关文献记载，该尖顶塔亭使用了大量的黄金。整个建筑工程的综合造价为833.34元／平方米，创下了当时新中国公共建筑工程造价的纪录。尖塔塔身南侧墙面上原镌刻有米色石材质的俄文字母“CCCP”（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缩写）与苏联国徽（后改为和平鸽图案，现为灰色石材质的鲜花与和平鸽形象）。前厅拱门上端原镶嵌有毛泽东主席手书的“苏联展览馆”（1958年更名为“北京展览馆”，由其再度题写）五个鎏金大字。三座拱门为中间大两边小，中间红色拱门门楣上端的弧形处镶嵌有蓝底红色五角星与金黄色花饰，门身有金黄色对称斜线与花瓣图案；左、右两侧拱门均为红底并饰有金黄色圆形橄榄枝，各类花瓣、枝蔓呈对称状排布；两侧拱门橄榄枝内分别嵌有黑底金边仿宋体汉字—“和平”与“友谊”。对于这一苏联式风格显著的主体建筑，安德烈耶夫曾对中国同行说道：“一个宽阔的广场，中间突出的正立面上边矗立起的尖塔，左右分别呈环抱形的装饰物，以及恬淡的色调— 米色的墙面、绿色的屋顶、闪闪发亮的鎏金尖塔 — 这一切的特点，就是在苏联所发展的传统形式。”

工业厅（今二号厅）为当时该馆最大的室内展厅（其后将东、西广场改为室内十一号、十二号展厅，因而二者为今最大的展厅），南北长92米，东西宽48米，占地面积为4416平方米。该厅有32米为半拱形跨间大厅，大拱底距离地面18.4米，两边各8米，跨间分为两层，总高11米；大拱两边各有10个半圆形小拱，以满足室内的采光需求。北侧白色墙面饰有融合中西风格的金色花叶纹饰，上方缀有苏联国徽，下方左右两侧分别缀有俄文、中文标语字样，下端的缓台处立有列宁挥手、斯大林站立的雕像。工业厅当年用作重工业与轻工业产品、精密仪器与机械的展示陈列，后成为该馆举办各类大型展览的主要展陈场地。

电影馆（今报告厅）原由观众厅、放映室、舞台、化妆室四部分组成，长56米，宽24米，占地面积1344平方米，设有可容纳974个观众的席位。其中高达18米的跨间拱形屋顶大厅将敦煌藻井、花卉等装饰纹样和图案元素融于其中，在照明灯光的映衬下，呈现出景泰蓝般的视觉效果。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青年教师常沙娜、温练昌同建工部建筑设计院奚小彭等人，在苏联设计师安德烈耶夫、吉斯诺娃夫妇的指导下，参与了此部分的设计工作。对此，常沙娜有过如下回忆：“实用美术系调我和温练昌参加了苏联展览馆的有关艺术设计，与苏联著名建筑师安德列夫（应为“安德烈耶夫”，后同。—笔者注）及夫人凯丝洛娃的建筑设计相结合。带领我们工作的是雷圭元先生的得意门生奚小彭……我们在安德列夫的指导下进行苏联展览馆内外的装饰设计，一般都是由奚小彭直接与安德列夫交换意见，理解他的意图，再进行具体分工设计。……电影厅的装饰是在安德列夫的指导下由温练昌和我实现的，我们大胆利用了大厅的拱形天顶，以连续的蓝绿色退晕图案彩画形式作镂空的装饰，产生了很别致的艺术效果，得到安德列夫的认可和支持。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展览馆的电影厅已经改为报告厅了，当年的艳丽色彩也变得暗淡，但拱形天顶仍然保留，镂空彩画依旧。”

乐器、无线电和家具馆（今七号厅）与手工艺品馆（今中国爱乐乐团排练厅），长76米，宽24米,高9.19米，占地面积1824平方米，为单层建筑。乐器、无线电和家具馆为白色水磨石立柱、橙黄色墙面，手工艺品馆吸纳了俄（苏）式木建筑结构的特点，并在装饰纹样与图案点缀上融入俄（苏）式元素，特别是纵横排列的天井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朴素与庄重。对于手工艺品馆的装饰陈设风格，奚小彭回忆道：“这间陈列室采取了俄罗斯传统的木构建筑形式，平顶上嵌满木雕花朵，雀替上刻着狮、凤纹样，它们的造型是那样诙谐而风趣。当你在那两根形同大树满身都是雕刻的木柱上面突然发现那双稚气十足的啄木鸟的时候，你会立刻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设计者的手法是巧妙的，刚一跨进这间陈列室，你就会沉浸在民族色彩异常浓厚的环境里面，让自己的心境顿时轻松下来，从容不迫地尽情欣赏那些来自苏联民间的珍贵的美术工艺品。我们的木雕艺人成功地帮助建筑完成这件极有价值的工作，在创作风格上他们尽量保留俄罗斯木雕艺人的原有特长。”

露天剧场与舞台（今北展剧场）位于工业厅北面，总面积为4008平方米，正厅是直径50米的环形建筑，舞台可容纳数百人同时演出，观众厅被环形的柱廊所围绕，可容纳2700名观众现场观看。根据演出与观看效果的实际需要，北京展览馆露天剧场于1958年开始加顶改建工程，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杨锡镠主持设计。剧场外观穹顶借鉴了拜占庭建筑制式，保留了圆形场地的原有格局，内部采用了木质墙面的吸音装置，使天然声场得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粗犷的仿天然石砌墙面与跌级天花板上繁星闪烁的灯饰交相辉映，营造出壮阔庄重的厅堂氛围。舞台台口宽17.6米，高10米，台深14.5米，缀以莲花等中式纹样图案，可满足大型芭蕾舞剧、交响乐、歌（舞）剧以及会议的演出。1959年9月，北京展览馆剧场改建工程竣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陈毅、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与首都各界民众于10月13日观看了由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今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上演的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并同加琳娜·乌兰诺娃等演职人员合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览馆内设立的莫斯科餐厅成为重要的休憩与就餐场所，亦是北京地区著名的俄式餐饮品牌。餐厅长84米，宽24米，其中餐室面积为576平方米，咖啡室面积为192平方米，室内净高9.18米。石膏花装饰元素在展览馆建筑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尤其以莫斯科餐厅天顶缀饰的松叶、松果、六角形雪花最为精美；而厅内柱身上饰有铜质的山鸡、白熊、松鼠、银狐、猫头鹰、兔子等动物形象，北面墙壁的两块圆雕分别雕刻有持枪猎人与猎犬寻猎、麋鹿与松鼠栖息于森林的场景，这些都是出自北京錾铜艺人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石膏花饰工匠之手。咖啡厅内部以砖红色为主，外部扶梯下方的中式狮形喷水池出自设计师毛梓尧之手，而厅中墙面则绘有精美的花卉纹饰。奚小彭对于咖啡厅场景有过如下忆述：“这是一个开放的园林风味很浓的地方。它面对着林木葱茏的西郊公园，人们坐在这里可以悠闲地欣赏美丽的自然景象和看看大象。咖啡室的墙壁是砖红色，上面画着乌克兰民间彩画。蔷薇色花岗石砌成的柱头下面，塑着一筐筐葡萄、菠萝、桃、梨和苹果。由两侧阶梯盘旋而下，便可以看到那雕刻着狮头和番草纹样的半圆形喷水池……狮头番草雕刻完全仿照中国传统形式，神采奕奕，纹样飞舞，并且保留了中国雕刻简朴凝重的作风。这与建筑师所布置的休憩环境十分协调，同时增强了那种恬静的园林气氛。”

北京苏联展览馆在营建过程中，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首先是在地基夯实方面，经过苏联结构工程师郭赫曼的实地勘探与土壤取样研究，结论是土质尚佳，可采用箱形基础及带形基础，避免了打桩或沉井夯基过度耗费工程资金的情况。其次是苏联专家向中方技术人员传授了冬季施工经验与技术，采取简单易行的“蓄热法”和“蒸汽加热法”而避免了混凝土受冻的问题，使得工程周期大为缩短（如不进行冬季施工将推迟三个月完工），并成为北京地区最早使用冬季施工技术的大型基建项目。在改善劳动组织与提高生产效率方面，苏联专家建议各工种成立青年突击队，同时在工区建立实验室，对建筑材料、工具革新、群众意见等事项进行合理试验与分析，例如，建造中使用活动竹制脚手架、前厅使用有红星图案的特制红玻璃等，均是在实验室试制成功后得以实际应用。除此之外，对于工程的计划管理、工人计件工资制度、展览馆器材设备的加工订货等事项，苏联专家亦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中方工程技术人员悉心听取意见，克服困难，按时保质地完成了工程施工及相关工作。在苏联专家与中方工程技术人员的通力协作下，北京苏联展览馆于1954年7月完成内部装修，随后国内各领域技术人员开始了对各场馆的设备验收工作，而苏联方面派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工作人员亦在9月初抵达北京，并展开紧密的布置和展陈工作。

随着“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北京苏联展览馆在其后又举办了印度、日本、民主德国等国家的各类涉外交流展览，并举办了“第二届全国美展”“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等国内大型专题展会，展陈内容（类型）得以不断丰富。根据展馆职能与展览内容的新变化，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下，北京苏联展览馆于1958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展览馆，并由毛泽东主席题写新馆名。北京展览馆其后又经多次内部扩建与改造，形成今日规模，于2004年入选“中国百年建筑经典”名录。

 邵宇 雄伟的苏联展览馆 速写

二、“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

1954年8月19日，《群众日报》刊发了“北京苏联展览馆正进行展览筹备工作”的报道，内容如下：“新华社北京十八日电：北京苏联展览馆工程即将交工，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各种筹备工作也已开始。……在壮丽宏伟的工业馆里，二百八十多位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所组成的安装大队正在安装工业展览品，到八月十三日为止，对（从）苏联运到北京的展览品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北京很多印刷厂的工人在为展览会印制二百三十八种机器样本说明。约有百万字的展览会说明正在编写。二百五十名说明员已经在十日开始集中训练。……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设法解决交通和膳食等问题。一条从阜成门直通苏联展览馆的混凝土道路，预计在八月底完工。北京市人民政府商业局等单位，准备在展览馆对面建筑（造）综合性的商场，里面设有餐馆、茶室和出售书报等场所，为参观者服务。”从这则报道中，我们看到有关方面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及配套服务安排，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大型涉外展览会的如期举办。

苏联方面派出了以《星火》杂志副主编、水彩画家维·谢·克利马申为总设计师的展览设计团队，与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展览工作室主任的吴劳等中方展览设计组成员进行沟通与布展。对于苏联展览的设计风格，吴劳在《学习苏联展览会的美术设计》一文中做 如下评介：“在苏联展览会中的美术设计，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设计手法，保证了内容同形式的一致。它不仅在陈列结构中要求内容起主导作用，而且风格、布局也要适应一定的主题思想。按照这一原则的设计，所以在展览会中，我们看不到同内容无关的点缀和装饰，也找不出展品堆积和罗列的现象，更没有标新立异的‘形式主义’的作风。美术总设计师克利马申出色地表现了展览会丰富的思想内容，而这种丰富的思想内容，是用特殊的展览会的语言和鲜明的形象艺术表现出来的。这是苏联展览会在美术设计上很突出地（的）成功的地方。”而克利马申勤勉的工作态度与合理的布局规划，再次给相识多年的中国同行吴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指克利马申—笔者注）说：‘展览会是成千上万群众受教育的地方，美术设计的任务就是服从于一定的内容，要使具体的形象生动而易懂，处处要为观众着想，让观众的视觉感到舒服……’这种严肃的工作态度和对观众无微不至的体贴的设计思想，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而他本人却常常工作到深夜。”注重空间环境与光源色彩的构成关系、壁面陈列同展台实物的恰当配备、图表数字与辅助物象的巧妙结合、各类展品同室内装饰与建筑外观的协调互彰，展览会的布展工作在中苏两国设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于当年9月全部完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之际，“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于1954年10月2日在北京苏联展览馆隆重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应邀来华参加系列庆祝活动的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等苏方代表团成员共同出席了开幕式。苏联驻华大使帕·费·尤金代表苏方致开幕词，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苏联商会主席涅斯捷罗夫分别发表讲话，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本次展览剪彩。此次展览会的展期从10月2日持续到12月26日，创下了276万人次的参观纪录，社会反响空前强烈。展会期间，苏联方面将包括机床和农业机械在内的83件展品赠送给中国政府。10月25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共同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当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邓小平为展览会题词，对苏联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苏方给予中国的援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此次展览汇集了11700余件（套）展品，集中呈现了苏联自第五个五年计划以来（公元1951—1955年）在工业、农业、科技、军事、医疗、卫生、教育、艺术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的“一五”计划（公元1953—1957年）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对与之相关的美术部分做简要分析介绍。

作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造型艺术展”在油画、雕塑与版画馆共展出作品280余件（套），参展作者为苏联（或各加盟共和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学院教师、官方出版机构的美术责编、斯大林文艺奖获得者、苏联（或各加盟共和国）人民（或功勋）艺术家，其中有当时中国美术界较为熟悉的油画家波·弗·约干松、亚·米·格拉西莫夫、康·法·马克西莫夫，雕塑家薇·伊·穆希娜、叶·维·武切季奇，版画家尼·尼·茹科夫、亚·亚·德伊涅卡，水彩画家维·谢·克利马申等人；而题材多涉及苏俄革命斗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卫国战争、普通民众生活（含其他国家的民俗风情）等主题性内容，体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的具体实践应用，给中国文艺工作者和普通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理论研究室主任的许幸之于《灿烂的画廊》一文中，对于参展画家费·巴·列舍特尼科夫的《又是一个两分》（又译作《又是二分》）有如下的精彩评论：“……是受到苏联广大人民欢迎并且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作品。画家描绘了一个贪玩、不用功读书的小学生，带了不好的记分册回到家里，所有的人都对他的坏成绩表示了责备。妈妈脸上露出发愁而埋怨的神情，姐姐绷着脸注视着他，小弟弟带着天真的讥笑，只有一条狗扑在他身上表示亲热。‘又是一个两分’的小主人公低着头，脸上现出尴尬的表情，自己心爱的溜冰鞋从书包里露出来，这显然是他造成坏成绩的物证。从这幅画里头显出画家对生活富有敏锐的观察力，并且是刻画心理特征的能手。这是有关苏联家庭生活和儿童教育的最好的教科书。”穆希娜的雕塑作品给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雕塑家刘开渠以极大的触动，他说：“《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本是安装在数十丈高楼之上的大型作品，所以造型单纯，形象轮廓明确，富有装饰性，使观者在极远的地方就能一目了然，体会到苏联劳动人民的力量。”而经历过中国革命岁月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版画家彦涵，则对苏联版画家费诺根诺夫的“中国题材”倍感亲切，他曾说道：“很早以前访问过中国的版画家费诺根诺夫，曾用很多篇幅的组画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事件，这次展出了其中的两张独幅纸版画，一张是刻画在抗日战争中，边区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奋起反对侵略者的情景，另一张是描绘土地改革的场面，令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上述作品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理论在中国文艺界（特别是美术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介作用，更成为其后中国主题性文艺创作的参考范本。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后，于1955年3月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10月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原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1956年5月在武汉中苏友好宫（原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372号）进行展出，所到之处均创下百余万人次的参观纪录，而有关方面更是出版、发行了邮票、纪念文集、展品画册等印刷品以配合此次展览的宣传推广与回顾总结。

李斛 建筑苏联展览馆

纸本设色 纵61.5厘米 横134.6厘米

中国美术馆藏

三、北京苏联展览馆美术题材创作一瞥

北京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从兴建伊始，即成为新闻媒体所关注的报道对象，而艺术家更以绘画的表现形式记录下展馆营建前后的点滴变化。在众多与北京苏联展览馆有关的美术题材作品中，邵宇的《雄伟的苏联展览馆》、王琦的《苏联展览馆速写》、关山月的《苏联展览馆速写》、李斛的《参加和平建设—建筑苏联展览馆（含素描）》、宗其香的《建设中的北京展览馆》与《北京苏联展览馆内工业馆》、艾中信的《在建筑中的苏联展览馆》《北京苏联展览馆》《西郊公园》、靳之林的《北京展览馆》、王之江的《苏联展览馆》、汪刃锋的《北京展览馆》、戴泽的《从北京动物园望北京展览馆》、北京中国画院集体创作的《首都之春》成为该题材的代表作，下文将结合时代背景与艺术家们各自的经历对上述作品进行鉴析。

1954年10月，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的邵宇参观了北京苏联展览馆举办的展览会。在参观展会的同时，有着丰富采访经验并擅长以“简约、紧凑、扼要，而极具力量”的连环画（速写）记录场景现况的邵宇，以速写的表现形式绘就了《雄伟的北京苏联展览馆》。他用近似摄影长焦取景的方式将北京苏联展览馆主体建筑物与广场进行了画面呈现。线条充满着灵动轻快之感，展览馆 前厅塔楼在攒动的人群的衬托下倍显宏伟壮观之气势，亦可从中感受到邵宇以饱满的激情和果敢生动的笔触再现场景时的欣喜之情。《雄伟的北京苏联展览馆》连同《北京天文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假日中的北京体育馆》等速写佳作，收录于邵宇所绘著的《在我们的首都》一书中，成为记录北京城市建设“新篇”之作。

1951年11月至1954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木刻版画家王琦参加了皖北地区的“土改”工作，并赴北京官厅水库建设工地、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厂、阜新露天煤矿进行“采风”，绘制和创作了一批速写、版画作品。在此期间，王琦亦来到北京苏联展览馆建设工地,以速写形式记录下在建中的场馆即景。在前厅塔楼景象的塑造上，画家以简洁的明暗关系刻画了主体建筑物；在室内厅堂的描绘上，则以线面结合的方式刻画了拜占庭式穹顶、廊柱、脚手架、正在吊装的水晶灯等画面元素；露天剧场基本上以块面塑造柱廊，而在座椅的刻画上则以线条结合块面，用笔果敢，且使体、面关系得以很好地展现。王琦的苏联展览馆速写作品成为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同类题材的代表作，并在当时的文艺刊物上登载。

1954年12月，时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今广州美术学院）副校长的关山月，与同为该校副校长的杨秋人、阳太阳等赴京参观“苏联造型艺术展”，并在此期间以水墨写生的形式记录下北海公园、颐和园、北京西郊等北方景致，其中《北海公园（之一）》《北海公园（之二）》《颐和园知春亭》《石船》《首都西郊》成为二十幅风景写生之作中的精品。《苏联展览馆速写》记录下北京初冬时节，各界民众在北京苏联展览馆前熙来攘往的生活景象。关山月以“平视”视角，将人群、车马、树丛、建筑物等按照画面空间关系进行布局，通过皴、擦、勾、染将物象疏简有致地加以生动再现。画家用笔轻松灵动，使观者仿佛在皴染效果中就能感受到北方冬季的干冷气候，真可谓“落笔生辉”。《苏联展览馆速写》成为关山月1954年华北之行的代表作，更成为其通过笔墨表现新题材（新事物）的成功实践探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李斛迎来了艺术创作的成熟期，在教学与实践中秉持和践行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创作了《工地宣传员》《广播器在表扬我们》《工地探望》等展现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题材的美术作品。1954年至1956年间，他两度赴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与三峡、重庆等重大工程现场进行采风，并在此期间（公元1956年）完成了中国画《参加和平建设—建筑苏联展览馆（含素描）》。李斛在绘画创作中，一直秉承“ 徐悲鸿学派”的传统，即同一作品必先完成素描稿（或线描稿）、创作稿后，再最终落墨设色完成画作，从而使得创绘思绪得以完整地呈现，《参加和平建设 — 建筑苏联展览馆（含素描）》亦体现了这一创作步骤的具体实践。画作将北京苏联展览馆露天剧场的施工建设作为表现的场景，以擦染笔法将建筑物墙体、竹制脚手架内部、简易工棚、运输卡车、工程搅拌机、土地截面等结构关系进行塑造（面的关系），塔架、竹制脚手架、吊车、电线等则以细线轻松地勾画出来（线的结构）。作品中，远处天空用紫墨进行疏略皴擦，（中）近处以石绿色皴出的柳绦和墨线勾挑成的树干，打破了建筑物基调赭（褐）墨色的沉闷基调，为画面增添了灵动之气，而画中近景与（中）远景的人物塑造亦适宜得当。《参加和平建设—建筑苏联展览馆（含素描）》成为李斛建筑（风景）题材中国画的重要代表作，体现了他“融会中西”“笔映时代”的艺术实践主张。

宗其香 北京苏联展览馆内工业馆

纸本水彩 纵48厘米 横36厘米

作为李斛同门的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宗其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参与了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并受邀赴朝鲜前线进行战地写生并绘制志愿军铁道战斗生活的画作。在从事革命与军事题材绘画创作的同时，宗其香亦在国内各地进行写生，完成了《三峡日出》（中国画）、《狮子滩瀑布》（中国画）、《北京东单》（水彩）、《建设中的北京苏联展览馆》（水彩）、《北京苏联展览馆内工业馆》（水彩）等一批反映祖国自然风光、城市景致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精彩佳作。水彩画《建设中的北京苏联展览馆》创作于1954年。画家对展览馆主体建筑东北侧的施工场景进行了细致而生动的刻画。从画面所营造的光影效果来看，这应是一个阳光温暖和煦的下午。宗其香具有扎实的西画基础，对于画面半弧形廊柱、前厅塔楼、工业厅、塔吊、被遮盖的施工器材等物象的结构与色彩关系的塑造颇为得心应手，人物形象的表现亦简约生动。画 面严整而不呆板，一些细节刻画恰切到位（特别是光影），体现了画家力求“现实主义”与“写实表现”相结合的艺术理念。另一件水彩画《北京苏联展览馆内工业馆》则记录下“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中大型工业机械展品陈设布展的场景。画家站在前厅与工业厅连接处的二楼空间内，平视宽敞明亮的拱形空间，以线面结合的方式塑造了建筑内部结构、各类机械展品及人物形象。宗其香充分展现水彩明快透彻的表现效果，仅仅铺染几遍即令画面场域与物象效果顿生，而光源从拱形穹顶投射的细节亦被画家很好地再现出来。《建设中的北京苏联展览馆》与《北京苏联展览馆内工业馆》反映了宗其香在自然风光、城市景致绘画题材方面的成功实践,更是成为新中国工业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代表作。

在北京苏联展览馆的建造与运营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艾中信对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在“苏联造型艺术展”举行期间观摩了苏联美术家们的雕绘作品，并撰有《苏联的油画艺术》一文，且完成了《在建设中的苏联展览馆》《北京展览馆》《西郊公园》三幅油画作品。在画作中，艾中信将其对于“写实主义”的艺术理解与“写意抒情”很好地融会其中，从而在朴素、庄重且充满生活气息的氛围里成功地塑造了画面主体形象并提升了绘画主题。《在建设中的苏联展览馆》里，画家以方折且大块面的笔触将建筑物墙面、屋顶、前厅塔楼（含竹制脚手架）、塔吊、搅拌机、运输卡车、马车等体积关系表现出来，并通过多云的蓝天，使观者感受到应是一个温暖的上午时段；对于部分物象的阴影、扬起的尘沙等细节刻画可谓颇具匠心，竹制脚手架、树干、电线则运用了线性表现手法进行塑造，从而使得画面整体与细部关系繁简得宜。在《北京展览馆》中，艾中信选取了展览馆正面场景进行描绘。画面中半弧形廊柱与前厅（塔楼）建筑的刻画庄重整洁，蓝天、白云、红旗则颇显轻松畅快，而绿树枝叶的用笔具有几分中国画写意笔法的韵致。画中左下角一个白衣男子正骑着苏制乌拉尔M72摩托车行驶前进，匈牙利产伊卡路斯30型客车亦自西向东行驶在展览馆路段，而两辆苏联伏尔加GAZ-21黑色轿车也由展览馆正门广场向西行驶。画中水池的几道白色喷泉、道路上的婆娑树影与车辆的影子则使灵动之气顿生，与庄重的建筑物相映成趣。《西郊公园》（又名《动物园》）则是画家以北京动物园（时名北京西郊公园）的夏日即景为表现题材，记录了各界民众（青少年）在北极熊、大象、斑马、麋鹿等区域观览的情景。画面中心处为绿色，突出了“生机盎然”的主题，而艾中信又有意将远处的北京苏联展览馆处理为黄紫色调，同天空白云（兼有淡淡的蓝紫色）仿佛融为一体，使得画面的空间感呈现出云淡天高的壮阔视觉效果。这三幅画作显现出艾中信精湛的写实绘画功底，同时反映出其对“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技术，是能够反映生活的技术，它必须能描绘出生机勃勃的人和一切事物的精神实质，而不是把客观事物看作僵死的标本”的真知灼见。

此时，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青年教师靳之林在其创作的《北京苏联展览馆》中，展现了他对于油画色彩关系与绘画装饰效果的实践探索。画中展览馆主体建筑物用笔工整，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视觉效果，飘扬着国旗的旗杆更是以单线直接画出；近处掩映的树丛采用了中国写意画的笔法，斑驳的草地用色更是单纯果敢，而蓝天、白云、喷泉的表现则充满了抒情的意味，从中可以看到董希文的绘画艺术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

1954年8月，时任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美术系（今天津美术学院）教师的王之江，凭借《建设中的钢厂》和《鳜鱼》两件水 彩画作品在“全国首届水彩、速写展览会”上脱颖而出，广受业界好评。在是年10月“苏联造型艺术展”开幕后，王之江与国内各院校同侪赴京进行观摩学习，并创作了水彩画《苏联展览馆》。画家选择了油画、雕塑和版画馆（又名文化馆）的室内场景进行刻画，而穆希娜的《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拉克季昂诺夫的《前线的来信》等作品亦成为画面所表现的“物象”（即“画中画”）。画家以近乎雕塑表现手法的笔触，用大块面塑造画中的人物、建筑（及其附着物）、展品，使得厅堂内的真实景象在以赭黄色为主调的画面中呈现出恢弘庄重的视觉效果。王之江的《苏联展览馆》不仅是一幅出色的水彩画佳作，更是对当年轰动美术界的大型展会的生动记录。

有着革命经历与新兴木刻版画艺术实践经验的汪刃锋，此前以主题性版画创作闻名于美术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画家在进行主题性版画（黑白木刻）创作的同时，开始进行多元创作题材与表现形式的探索，而套色木版画《北京展览馆》正是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汪刃锋借鉴了中国民间剪纸的表现元素，以简洁的构图将北京苏联展览馆与西郊动物园内的象园、荷塘堤岸融于一体。低垂的柳枝犹如拉开的帷幕一般，映衬着夕阳中的展览馆塔楼建筑，荷塘的倒影有着摇曳荡漾的柔和视觉效果，而游人正驻足观看行走的大象。整幅画以（墨）绿、褐、白、（中）黄四色为主调，为观者营造了一个静谧安详的“人与自然”之境，体现了画家独具抒情意味的匠心之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戴泽创作了一批以北京古建（园林）、城市风光为题材的油画、水彩、中国画作品，《从北京动物园望北京展览馆》是其此类题材作品中的代表作。画家发挥了水彩画大面积晕染的表现效果，以点染之笔塑造出草丛、树干、固定座椅、建筑物墙体、游人、动物园笼舍等物象，屋顶、围栏、树枝等用线条简单勾画物体结构关系。画作具有“写生纪行”的性质，在轻松的氛围中展现了游园闲适的主题；而画家在右上、右下角分别题写了作画时间、姓名并加盖朱文印章，展现了其一直延续的题签风格。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展示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松全森、何镜涵、陶一清六位画家集体创作了大型中国画长卷《首都之春》（长近46米）作为献礼之作。据有关资料记载，该画作的主创人员从1958年1月起，即开始分组对北京地区的各处景致进行实地采风，且几度修改创作方案，同时报请有关部门派出直升飞机进行高空俯瞰全景式踏查，并将此前参与革命历史题材绘画长卷《长征万里图》的创作经验再度应用其中；最终于1958年11月开始正式落笔绘制，历时八个月（1959年6月）完成。《首都之春》的画面场景东起北京通县（今北京通州区）通惠河岸，西抵延庆县（今北京延庆区）官厅水库，将当时在建的“十大工程”建筑、颐和园、北海公园、景山、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等首都重要的文物古迹与地标建筑再现于画幅之中。在表现西长安街一段的景象中，民族文化宫与国家广电总局大楼、北京展览馆(此时已更名）、北京天文馆等地标性建筑映入观者眼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文化宫同国家广电总局大楼虽均位于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大街）上，但二者之间的方位并非正对（国家广电总局大楼在民族文化宫西南方向约三公里处）；而北京展览馆、北京天文馆均位于西直门外大街（北京展览馆在今展览馆路，在民族文化宫西北方向约六公里处，北京天文馆在北京展览馆西南方向约一公里处、民族文化宫西北方向约七公里处），并非与民族文化宫、国家广电总局大楼同在一个区域，但主创者根据绘画空间场景表现的需要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对于北京展览馆主体建筑的描绘，创作稿（墨稿）原思路为南广场中的十六瓣花型喷泉水池、电影馆（今报告厅）连接半弧形廊柱、油画雕塑和版画馆（今六号厅）、前厅(今一号厅）塔楼，在绘画长卷中则去掉十六瓣花型喷泉水池而改为行驶中的匈牙利产伊卡路斯30型客车，同时添加了进出前厅的观众形象，而东侧的半弧形廊柱在树干枝条的遮掩下仅保留了一半。主创者原为突出展览馆的南广场宽阔域境而将展览馆主体建筑视角进行了远推（创作稿中，周边道路走向与国家广电总局大楼刻画形成了焦点透视关系），但在长卷中将视角拉近，很好地突出了展览馆主体建筑形象（周边道路走向与国家广电总局大楼刻画的透视关系进行了改动），通过树木的掩映则使空间关系更加错落有致。在建筑物的刻画上，以细线勾勒并根据画面空间关系的需要辅以局部淡色渲染。廊柱、房顶、厅门、塔楼以朱砂、藤黄两种主色进行渲染，树丛则或以墨线勾勒，或以（花）青、（石）绿、淡墨、钛白进行晕（点）染，使得春意盎然之象顿生。廊柱上的徽章勾染、主体建筑物厅门纹饰点画、字样书写、塔楼金顶、红色五角星的描染、进出人物的刻画妙笔生花，彰显六位主创者扎实的绘画功力。画作一经问世，即广受各方好评，成功地回答了“中国画笔墨能否适应社会变革”这一时代命题[特别是对新题材（事物）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经典佳作。 

汪刃锋 北京展览馆

版画 纵26厘米 横19.5厘米

中国美术馆藏

结语

北京展览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更是“民族形式”（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中西文化元素）的成功实践探索。北京展览馆不但成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广大亚非拉国家对外合作与交流的窗口，更是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建设成就的重要平台。北京展览馆所承载的文化含义通过邵宇、王琦、关山月、宗其香、李斛、艾中信、靳之林、王之江、汪刃锋、戴泽的绘画作品得以展现，更是出现在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集体创作的《首都之春》中，成为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位艺术家以其精湛的艺术造诣，凭借北京展览馆美术创作题材践行其“融古开新”“笔歌时代”的从艺理念，从而为1949年以来的中国现当代美术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北京展览馆夜景

作者为北华大学助理研究员

（编辑：刘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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