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意象与书生理想 - 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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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有真意

——书房意象与书生理想

︱武湛︱

“书房”一词，由“书”与“房”两个单字组合而成。从组词的结构来看，词义似乎并不复杂，或指藏书之所，或指读书之室。总归应该是一个与书有关的室内空间。但如果从字面之下的深意来剖析，特别是结合了所谓“文化意蕴”的联想之后，书与房的组合则不但指向了一种文化性的居所空间，更代表着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寄托，以及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关乎精神甚至关乎想象的深意。因此，当我们谈论书房时，我们所说、所想的，往往并非某个具体的真实场所，而是一种对于古人、古典和古意的不断的回望、回溯和回归。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理想的书房，往往是一种意象。而意象的表达和领会，最为方便也最为精当的，或许不是建造一所房舍，而是为旧有的生活空间取一个“合意的雅号”，挂一幅“得意的图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城十二图》册文绘制精妍、诗文秀丽，既可作为了解古代书房建筑的“导览手册”，也可作为理解古代书房意象和审美趣味的“索骥之图”。这套《书城十二图》册页，是清代宫廷画家邹一桂以书房为“画题”的佳作，在十二帧近三十厘米见方的画页上，描绘了十二处与书房相关的建筑。虽然整套册页被统冠以“书城”之名而非书房，但大概是寓意藏书之丰，规模之宏，饱含对书房主人读书勤勉、虽寒暑易节而展卷不辍的称许，似乎并非对建筑类型做精准的认定。况且“书房”之要，非在书，非在房，在乎涤虑清心也。?

(五代) 荆浩匡庐图 (局部)

绢本墨笔纵85.8厘米横106.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颇有意味的是，邹一桂笔下的这些图画上都有点明画中意象的雅号，如梅花书屋、红杏书楼、碧梧书馆、青莲书社、密筠书舍、绿天书坞、天香书院、万松书岩、秋林书圃、迟云书阁、听泉书榭、印月书堂等，共十二题，书于画面上方，并各赋五言小诗一首，以志画中意趣。而所绘之处或地坦屋严，或山环水抱，或楼榭掩映，或竹木为屏，皆图式分明，意趣清朗，于咫尺间营造出一片河清海晏的清明世界和可游可居的人间仙境。

此类诗画小品并非今天的所谓写实之作，作为服务宫廷的职业画家，邹一桂的这些“画题”恐怕也未必是个人心志的直观抒发。它们更应被视作带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象制作”，并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遥想古代中国文人的书房之思，提供了一条寻芳探幽的小径。

在《书城十二图》中，邹一桂的题名分别使用了梅花、红杏、碧梧、青莲、密筠、绿天、天香、万松、秋林、迟云、听泉、印月等让人浮想联翩的词语，其中既有代表自然时序的花草树木，也有表露诗心古意的云月林泉，是标示书房名号中所含意趣的“画眼”，如“绿天”代表芭蕉而寓唐人怀素喜爱芭蕉之雅意，“天香”代表桂花而有宋之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之清韵，“听泉”则内藏李白“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和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林泉之思，“印月”则又颇具宋代高僧释月涧“水与月融，月与水摄”的隐隐禅意。

此外，画家也使用了屋、楼、馆、社、舍、坞、院、岩、圃、阁、榭、堂等指代书房的建筑类型或所在地类型的单字，作为提示书房规格或规模的关键词，这些单字不但与王维的竹里馆、朱熹的寒泉精舍、宋濂的青萝山房、项元汴的天籁阁等前朝实有之名人书房相呼应，也与南宋佚名画家的《柳堂读书图》、龚开的《天香书屋图》；明代沈周的《桃花书屋图》、仇英的《梧竹书堂图》等历代名作形成了隔空对话。文人雅士借书房雅号言志抒怀，并以个中真意隐喻了画家或画主的道德向往和精神追求。

(南宋) 刘松年山馆读书图

绢本设色纵25.8厘米横2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所谓“十二”，就像画史中常见的山水十二景、园林十二景、花卉十二开一样，既不一定与十二个月准确对应，也未必只有十二而无十三，大约只是中国画意象表达的一种常规形式。此特点亦可以为画中内容所证实—梅花、红杏等虽可作为季节的代表，迟云、听泉等却又未必是季节逻辑的体现；且画中的人物和场景也未必像宋画《绣栊晓镜图》《瑶台步月图》那样暗示了时节性活动；而密筠、绿天、印月等七帧并无人迹可见，梅花、青莲等画面又有点景人物若干……可见《书城十二图》并非隐含深意的密码图像，而是怡情写性的诗意营构。

帝王之外，一般士大夫的读书，既是私事，也是公事，或至少是“学而优则仕”信条下文士们光耀门楣的必由之路。虽嗜好庄禅者不在少数，但儒家经典才是求取功名的必读书目，而古人书房对联所写的“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大概也是读书人心照不宣的“制胜法宝”。而他们的读书，除了私人书房，更系统的求经问道之地当数“书院”。书院不仅是文人读书上进的宝地，更是他们步入仕途的起点。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九江的白鹿洞书院、河南郑州的嵩阳书院便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常见说法之一。

清代画家张若澄所绘的《莲池书院图》也描绘了一所乾隆皇帝心仪的书院。此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据画上题跋可知，乾隆皇帝游历莲池而追慕周敦颐爱莲之趣，因命张若澄将其绘成画卷，画作侧重表现书院建筑之宏伟壮丽，而较少对藏书、读书意趣的表达，唯有岸边的两只小舟和闲庭信步的一对仙鹤，略可感受清秋时节莲池书院的幽静。

从历史上看，宫廷美术中所描绘的书院，虽然规模宏丽，却更像是在“成教化，助人伦”的延长线上发挥着它们的公共价值，而表现个人化的读书之人、读书之趣与读书之志的作品较为少见，若要了解此类私人书斋的生活意趣，则要到另外一些传世作品中去探寻。

传为北宋画家李公麟所作的《西园雅集图》描绘了苏轼等人在驸马都尉王诜的西园中聚会的场景，并形成了中国绘画史上所谓“西园雅集”的经典题材，被后世文人和画家们争相临摹。据学者考证，《西园雅集图》中的场景未必真实，苏轼等人也难全员聚会一处，操办诗酒茶花的“八雅”闲事，这些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惺惺相惜的文人们，倘若真的聚会，恐怕也属于效仿前朝“香山九老”那样的秘会，而非仅仅寄情书画的自娱。但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西园雅集图》这样的图像生产都代表着私人书房活动的公共化和书房意象的扩大化，并为推动中国书房绘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题材。

从画面内容看，《西园雅集图》中的园林聚会，虽然没有巨细靡遗地描绘文人书房的建筑样式、书房内的藏书及陈设等具体细节，却也成功地表现了天为屋顶、地为席、竹篱土墙为四壁、花木竹石为佳景、琴棋书画助雅兴的文化性园林生活场景，并生成了书房式园林的意象传统— 在这里，文人们可以独坐慎思，如刘松年的《秋窗读易图》之清雅，仇英的《梧竹书堂图》之休闲；可以引伴清谈，如宋画《松溪书屋图》之快意，龚开《天香书屋图》之畅怀；也可以会友博雅，如宋人《十八学士图》之论道，明代谢环《杏园雅集图》之聚谈。凡此种种，都是读书人所喜闻乐见并屡试不厌的风雅。

(北宋) 李公麟 (传) 西园雅集图 (局部)

纸本墨笔纵47.2厘米横1104.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说，以《西园雅集图》等为代表的园林生活尚属儒家文士们以“市中园”为依托，那么在退朝后或工余闲居中通过吟诗作赋、弄花赏月、谈古论今、议时抒志，演绎其“尘世寄居”中的精神向往，是身在藩篱的他们，另辟蹊径地完成着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信仰，那么，这种可以上溯至孔子“杏坛讲学”的入世姿态，还不足以勾勒古代中国文人精神图景的全部。而另一些或深居简出，或闭门著书的个人性书房活动，则在修身明德的意义上，展现了他们更令人尊敬的自我砥砺，并在林泉为伴、对影成三人的孤寂中，将长松之傲岸与峰石之坚峻，作为人生逆旅中的鉴心宝镜而勤加拂拭，无论是刘松年《山馆读书图》中庭院清幽的馆舍，还是王蒙《松山读书图》中峰峦叠嶂下的茅庐，或是其《春山读书图》中巨松掩映的水榭，唐代韩愈《县斋读书》中“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的经典文学意象都赫然在目。画面中那种长风入松的意境、读书问学的心境、为官济世的愿景，既若隐若现又紧密相连，并与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中“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的美学立意相呼应，彰显着读书之意趣与君子之风范。而吴伟的《柳下读书图》、朱买臣的《负薪读书图》、蒋嵩的《渔舟读书图》等作品，则进一步扩展了儒生们希望读书济世的生活意象，他们虽未置身于书房，却无不在“晴耕雨读”传统的指引下，实践着自己在“穷”与“达”之间的不变追求。

古代中国文人大多奉行“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除了儒家“出将入相”的入朝为官和“解甲归田”的山村隐居，魏晋名士们以任自然的潇洒而“被发入山”，也常常被看作仕途失意时安顿身心和讽时谏世的“灵丹妙药”。而他们入山后的生活，除了渔樵问答的遇仙、吸风饮露的修仙、云深不知处的寻仙，青山绿水间坐看云起的烟客式读书生活，也同样令人向往。而他们读书的所在地，已非尘世中的书院、书房或花园，而是山水间的草堂、山馆和茅舍。于是，在“人入山”为“仙”的朴素情怀中，“山人们”将寄托泉壑幽情的隐居之所与修心养性的读书生活融合成一种意味深长的绘画图式，并创造了中国绘画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图绘传统。

以“草堂”为居所而表达隐逸之致的古代绘画，当以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草堂十志图》为代表。这件作品传为唐代隐士卢鸿隐居嵩山时，借山中十景抒隐逸之情而作的诗画，全卷共十段，每段为一景，且有褚、颜、柳等各体书法所写的诗句，与十景图画间隔并置，开创了“草堂图”的经典画题和借草堂而言志的画意传统。卢鸿的原作今已不存，但后世画家有多件摹本传世，如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传为李公麟的《摹卢鸿草堂十志图》卷，以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代佚名画家所绘《卢鸿草堂十志图》、王原祁的《卢鸿草堂十志图》和文徵明的《草堂十志册》小楷等，都是对中国古代文人山林隐居之诗意生活及其隐逸不仕之精神追求的精彩表现。

以“草堂意象”为主题的历代名作还可举出夏圭名下的《梧竹溪堂图》、王蒙名下的《东山草堂图》《西郊草堂图》、文徵明的《浒溪草堂图》、唐寅的《西山草堂图》等。而草堂意象的源头或可溯至东晋时期建成于秦岭脚下的草堂寺。这座名刹是中土佛教三大译场中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佛教传习地，与卢鸿隐居嵩山草堂的隐逸意趣较为一致。而杜甫建于成都浣花溪畔的著名草堂，也因其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为至今仍不断吸引世人参观凭吊的名胜。且他在《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一诗中，遥借屈原笔下的沧浪之水洗濯心志的古意也同样令人神往，但后世如石涛的“大涤草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任伯年的“颐颐草堂”等都似乎更接近于“方外”的隐逸意味，而非世间失意时的“不遇”之叹。

(明) 徐贲庐山读书图 (局部)

纸本墨笔纵63.1厘米横26.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杜甫建于烟火人间的草堂，尚属“市隐”类型的避居，而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记》中详述了草堂的位置、由来、陈设，以及他居于草堂而游庐山胜景的心得，甚至希望将这座草堂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并借文章开篇“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的感慨，呼应了中国绘画史上另一个关于书房和心境的重要意象—庐山。

关于庐山的文学意象，最著名者当属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中那座紫烟缭绕的香炉峰，而中国传世山水名画中，荆浩名下的《匡庐图》更是以先秦匡裕兄弟七人在庐山结庐修仙进而白日飞升的典故，提示了庐山作为道家“洞天福地”的重要价值。《匡庐图》中的山川虽然未必确为庐山实景，却也历史地引发了后世画家对“庐山意象”的不断引用，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江参的《摹范宽庐山图》、明代沈周的《庐山高图》等，其中与书房画题相关的，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徐贲的《庐山读书图》。这件作品描绘了庐山层峦叠嶂的山峦和飞流直下的瀑布，其山势之雄浑、山石之奇伟，似九霄直上，更胜蜀道之难。而山脚、山腰及山峰间却有多处房舍遥相呼应，仿佛重重楼台，且行且止，渐趋高远。山间有携琴独行者，有松下对语者，而山坳的敞轩中似有书卷堆叠。在徐贲的笔下，洞天福地的匡庐已成文士燕居的读书胜地，而读书与庐山的意象叠加，也勾勒出中国古代文人“仕隐之间”的一种独特心迹。让人不禁想起元代王蒙《春山读书图》中“白云茅屋人家晓，流水桃花古洞春。数卷南华难忘却，万株松下一闲身”的自题诗。可见，山中所读之书是“数卷南华”，而白云、茅屋、桃花、古洞和闲身，则代表了隐士们所特有的淡泊心境，这与他在《花溪书屋图》中“读书不作求名计，时复褰帷只看山”的自况异曲同工。

概而言之，读书之事不仅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他们的存身之道，而书房则是他们精神上的栖身之所和心灵深处的理想家园。因此，无论是在现实中营建一处心仪的书房，还是为读书之地拟定一个称意的雅号，或是在图画中描绘一种理想的幽境，读书和书房都不仅仅是目之所见的其事、其实。由“书”与“房”两个字组合生成的种种意象，不仅关乎历史的真相，关乎艺术的真实，关乎文人的真心，也关乎书房已知所有意义总和之外的另一层真意，那里或许潜藏着书生的理想和人生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