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对话｜李海南——权力，藏在展示、分类、命名与观看的方式之中

Q：《Ligne 13》将巴黎地铁13号线引入上海的展览空间。你为什么选择这条具体的交通线路？它承载的是一段个人经验，还是一种关于城市、迁移与观看的结构？

A：最开始选择13号线是因为长期在巴黎生活的时候，13号线是我经常乘坐的一条线路。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很具体的城市经验：人在地下移动，不断经过不同区域，在车厢、站台、广告和人群之间切换自己的位置。我时常在乘车时思考公共交通系统是怎样组织我们的移动和观看的，地铁线路把非常复杂的城市压缩成几个站点、一种颜色和一套方向，它告诉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正如同交通站中的灯箱广告牌一样，它在人的移动过程中不断出现，用极少的信息迅速建立起一种观看关系。

所以《Ligne 13》一开始确实来自我的个人经验，但我并不希望它最后停留在“一个艺术家在巴黎生活过”的叙事里。把13号线带到上海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地理功能，变成了一套被移植的视觉系统。我更感兴趣的是，当一套原本用于定位我们的系统脱离原来的城市以后，它还在定位什么？它是在描述一个地方，还是已经开始生产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的想象。

Q：在作品后来的调整中，你推翻了原有的呈现方式并重新组织视觉材料，创造出《Coming Soon》这件作品。是什么促使你作出这次改变？这种“推翻”是否也改变了你对作品原有主题的理解？

A：《Ligne 13》的视觉其实非常完整。13号线、证件、档案等身份信息放在一起以后，迁移、离散这些关系几乎立刻就能够被读出来。但也正因为它太完整了，我后来开始对它产生怀疑。当作品与展览主题靠得很近的时候，它们的关系不应该是一一对应的，所以我开始做减法。我问自己：如果把巴黎、13号线、旅行证件、身份这些已经提供答案的信息全部拿掉，只留下广告灯箱，这件作品还能不能成立？这个问题最后变成了《Coming Soon》。

我也因此意识到，真正吸引我的可能不仅是交通路线，也有广告灯箱作为一种制造观看的装置。这种装置除了属于巴黎，它同样存在于上海、东京、伦敦、纽约。它不断告诉我们某个东西“即将出现”，甚至在对象真正出现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想象它、期待它，并赋予它价值。所以这次推翻在没有改变原来的问题的基础上，反而让我找到一个更接近自己长期创作的入口：迁移的不一定只是人，也可能是一个对象的身份、意义和价值。《Coming Soon》中的OBJECT、DISPLAY、VALUE、POWER、ICON，就是把这个过程压缩成最基本的语言单位。它们随着机械结构不断移动，完整的关系只在切换过程中短暂出现，随后又被拆散。运行到最后，机器还会反向返回。所以《Coming Soon》是试图让作品本身进入迁移的状态。

Q：地图和交通线路图通常以清晰、中立的方式帮助人们辨认位置，但它们也会删去大量具体经验。在你的作品中，线路究竟是一种指引，还是一种对观看方式的限制？

A：我觉得两者同时存在。我一直对那些看起来非常中立的视觉系统感兴趣。地图、灯箱广告牌、标签，它们首先都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只是在接收信息，但实际上它们已经提前规定了什么值得被看见，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一个对象。地铁线路图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它非常有效，因为它必须删除大量东西。一座城市的阶层、历史、建筑、人群甚至个人记忆都不存在了，最后只剩下站点以及站点之间的关系。它越清晰，就意味着它删掉的东西越多。所以在《Ligne 13》里，我后来越来越觉得线路既是指引，也是限制。它让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同时也规定了你只能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自己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会走向《Coming Soon》。我把所有线路删除以后，留下的其实还是同一个问题：广告牌同样是一张“地图”。它没有告诉我们空间的位置，而是在安排对象在价值系统中的位置，比如什么是普通的，什么值得期待，什么昂贵，什么拥有权力。我关心的是当我们已经如此习惯它们，以至于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观看方式已经被提前组织好了。

Q：你的作品经常从非常日常的物件和图像出发，却逐渐显露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你通常在什么时刻意识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对象，其实已经参与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A：我经常会被某个非常普通、甚至有点荒谬的东西吸引。比如土豆、高尔夫球，或者古典主义装饰。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往往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出现在这里以后，感觉突然不一样了？这和我的个人经验也有关系。我从小在东北生活，很早就注意到洗浴中心、酒店、住宅或者一些商业空间特别喜欢使用欧式古典装饰。后来到了法国，又了解到这些视觉形式原本的历史语境。两者之间的错位让我慢慢意识到，古典主义从不只是一种风格。当它从宫廷、宗教或者历史建筑进入另一个社会和消费环境以后，它仍然可以继续传递关于财富、阶层、体面和权力的想象，只是这些意义已经被重新包装了。

土豆也是一样。它本身非常普通，但当我给它镀金，把它介入经典的系统以后，人们观看它的方式马上发生变化。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把土豆变贵这个幽默，而是：土豆其实没有改变多少，改变的是围绕它建立起来的观看制度。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不是从“权力”这个词开始工作的，我也不是在给普通物件附加一个政治解释，而是去寻找那个很小的瞬间：一个东西什么时候不再只是它自己了，它什么时候从物变成图像，从图像变成价值，从价值变成身份，最后甚至成为某种权力的象征。对我来说，权力可能一直隐藏在我们如何展示、分类、命名和观看它们的方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