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之后，艺术留下什么？｜“风中三问”活动回顾

8 月 16 日，第一场“捕风”开启整个系列对谈，主持人策展人辛云鹏，邀请艺术家王友身、曾宏、梁远苇、佘璐芸、双飞艺术中心成员杨俊岭齐聚现场，探讨艺术家如何捕捉属于自己时代的风。

我们总说 “时代之风”，很容易将它想象成宏大、遥远的历史叙事。但在现场的分享里，这阵风始终落在具体的日常之中。王友身谈起自己作为媒体工作者，需要处在信息和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去记录正在发生的变化；但作为艺术家，他又始终提醒自己警惕被“风”裹挟。这种既身处其中、又保持距离的位置，构成了他理解时代和创作的重要方式。谈到《营养土》时，王友身也特别强调，他真正想改变的是“展览”本身：作品、生活空间和展示方式不再彼此分离，让艺术进入真实的生活环境。

1993年，曾宏在四川一个偏远的三线工厂当美术老师，每天背着画板去田野寻找色彩。他以为艺术到印象派就差不多了。直到看到一本《江苏画刊》的“第四十五届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特辑 — 关于中国艺术家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报道。彼时，王友身正以参展艺术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其中。报道中的作品彻底打开了曾宏对艺术可能性的想象：汉斯·哈克打碎德国馆地板，日本艺术家柳幸典用糖水吸引蚂蚁，让一百多个国家的国旗逐渐被蛀塌。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艺术还能这么做？”于是，他离开原来的生活，到北京，从打工开始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一本杂志、几张图片，竟足以让一个远离艺术中心的年轻人决定改变人生。三十多年后，他与王友身又在“风中写生”的展览和对谈中相遇。

《江苏画刊》“第45五届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特辑

梁远苇谈到的则是另一种“风”。她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提到，成为艺术家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自己似乎一直在用一些东西交换能够做艺术的机会。艺术并不总意味着自由，它也可能是在现实不断挤压之中，努力保存某种内在的坚持。

双飞艺术中心成员杨俊岭则回望了2008年以来集体创作的经历。他说：“我们不是站在风外面观察时代，我们自己就是一群被风吹乱的人。”九位成员以松散而自由的方式工作，有人做艺术，有人从事其他职业。他们曾经在街头、商业空间和日常环境中展开行动，用带有幽默和游戏性的方式挑战艺术的边界。多年以后重新回看这些作品，他们发现，过去那些可以毫无顾虑完成的行动，如今可能需要面对更多审判：会不会被误解？会不会遭遇网络舆论？还能不能保持最初的自由？

而对于更年轻一代的创作者，面对的则是另一种“风”。佘璐芸谈到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变化：艺术信息前所未有地丰富，艺术语言也越来越容易被学习、模仿，甚至被技术重新组合。《当代艺术驱动器》将大量熟悉的艺术关键词输入程序，让机器生成各种“创作动机”。

时代吹过每一代人，境遇全然不同。不同代际艺术家在现场重新拼合这些记忆时，“时代”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瞬间。以前的艺术家通过一本杂志偶然接触到当代艺术，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摸索道路；而更年轻的创作者，需要面对互联网、算法、AI 带来的全新冲击。媒介在迭代，环境在剧变，但有一样东西始终没变：艺术家捕捉时代，是扎根自己所处的生活，把个体的困惑、渴望、观察转化为作品。

8 月 30 日，第二场“余温”由主持人TAM Plus 总监兼首席策展人刘雪丽主持，艺术家胡庆泰、蒋志、栾雪雁、宋紫薇、赵梦与策展人辛云鹏展开讨论：亲人、家人、同事、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的生命经验如何进入作品，又在创作完成之后留下怎样的余温。“余温”因此并不只是温暖，可能是爱、怀念，也可能是疲惫、焦虑、疼痛。

胡庆泰谈到《庆泰，最美的颜色是黄色 #4》时，故事从他与母亲关于“黄色”的一次争论开始。母亲认为黄色最好看，而艺术家并不认同。后来，他把这件小事变成理解母亲的入口：记录日常，反复画黄色，也重新进入两代人彼此并不相同的生活与价值观。作品并没有替他们解决所有矛盾，但创作本身改变了关系的状态。艺术因此不只是表达一个已经想清楚的观点，而成为一种理解他人的方式。

栾雪雁的《缱绻》来自艺术家人生过半的回望。几种典型花色的布料和纽扣，缝合出老式男女衬衫和劳动服的样子，互相依偎着挂在门边的衣钩上，连接着她童年记忆中的父母形象：他们身处并不平静的时代，却“拼尽全力营造一种平静淡然的家庭生活”。她也提到，多年以后反观自己的作品时，才意识到那些曾经以为早已“背弃”的中国画经验、家庭教育和身体记忆，其实一直潜藏在自己的艺术语言之中。

赵梦的《黑精灵》面对的，则是一个从未真正见过的人。她很晚才知道，自己原本还有一个哥哥，在她出生前便已经离世。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在她现实生活里，却又奇怪地曾经进入过她小时候的梦。后来，她借助父母年轻时的照片和生成技术，为这个哥哥做出了一个数字形象，又开始追问父母当年在煤矿生活的经历。她说，做完这件作品，并没有弥补什么，只是发现了那个空缺，然后学会与它共处。

蒋志的《0.7%的盐》让镜头停在演员钟欣桐的脸上。她曾经因为网络事件成为被观看、被讨论的对象。艺术家通过影像重新凝视她从微笑到落泪的过程，让一个被舆论标签化的公众形象重新回到具体的个人。观看者也因此需要重新面对自己的观看方式：我们如何看待他人？我们是否真正理解过那些被我们评价的人？

宋紫薇上了八年班，经常要经历从通州到海淀的通勤。早高峰的地铁，所有人抓着扶手，像抓着救命稻草，车厢里挤到爆，却安静得压抑。她请泰康精算师算中奖概率，买了八百多张彩票，中了一百七十多张。她把彩票放进地铁扶手，做成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她的同事们都想财富自由，再也不上这个班。但没有人真的做到。

策展人辛云鹏提到展览以 “皮肤” 开篇，就是希望从个体经验作为入口，拆掉观看当代艺术的知识门槛。无论是家人、逝去的亲人，还是地铁中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艺术家都是在一次次靠近中重新确认彼此之间的距离。创作因此成为一种理解他人的方式：它无法完全抵达另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却能够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情感、记忆和瞬间获得被看见的可能。

9 月 13 日，第三场“同在风中”为 “风中三问” 画上句号。主持人泰康美术研究员阮晶京，嘉宾向京、展望、刘辛夷、杜一诺、解群、辛云鹏展开对话。从向京纪录片《回到北方》出发，讨论艺术家之间如何观看彼此，也进一步延伸到艺术教育、代际关系和创作经验的传递。

向京谈到拍摄《回到北方》的缘起。她并不是想替艺术家总结人生，而是希望让艺术家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平时朋友之间当然会交流，但很少真正坐下来，长时间谈论艺术、时代和个人生命。在她看来，一个个具体艺术家的成长和生命经历，也许是重新理解中国当代艺术非常重要的入口。尤其是影像，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会拥有今天无法预料的质感和价值。

展望回忆自己2003年开始教学时，自己也不知道“当代艺术”应该如何教授。对于第一届学生，他甚至觉得“说得太多、做得太少”。后来，他越来越倾向于带学生回到具体的现场：在校园里走，看到一堆垃圾，就让大家从垃圾的结构开始做；看到树影、窗户，都可以成为创作的起点。思考、读书、观念当然重要，但真正面对创作时，必须调用自己的直觉。

辛云鹏回忆自己在中央美术学院第三工作室学习的经历时说，很多具体课程已经记不清了。现在回头看，当年真正从老师身上习得的，反而是一种“气息”。那时学校里有一批刚刚回到学院任教的艺术家，学生就在他们身边，看他们怎么生活、怎么讨论、怎么做作品。艺术教育真正能够传递的，未必是某种风格、技术或方法，而可能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敏感，一种相信艺术值得去做的信念。

刘辛夷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提到不同环境之间的“时差”。从国内学习到海外求学，他曾经不断追赶艺术史的叙事发展。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做作品越来越像是在给一个认识的人写一封信：这个对象是具体的，有自己的经历，你们共享语境，这就够了。

解群则回望了2008年至2018年，那十年间中国当代艺术逐渐形成了一个“巨蛋”。她也提出疑问：如今新一代艺术家还能做什么？是不是要去捅那个顶？前辈留下的压力依然存在，但创作的冲动也仍然存在。毕业后，她曾有好几年没有继续做艺术，为了生存而挣扎，也感受到艺术教育的“温室”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撕裂。但正是那种“艺术是信仰”的信念，让创作的火苗始终没有熄灭。

杜一诺是00后，也是本次展览的声音设计师和声学工程师。他并非科班艺术出身，本科学习理工专业，因迷恋电子音乐进入录音工程领域，并逐渐走向声音创作。他谈到属于这一代人的困境：今天的人越来越擅长计算和规划，但面对艺术，仍需要一种“纵身跳进去”的勇气，需要一点非理性的东西，去超越抵抗“所有事情都必须被计算”的焦虑。

不同代际的艺术家面对着不同的时代，也经历着不同的困惑。但跨越时间的对望让人看到，艺术真正能够传递的，或许并非某种方法或答案，而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敏感，以及在不确定中依然坚持创作的信仰。

从“捕风”到“余温”，再到“同在风中”，三场对谈最终回到同一个问题：艺术家如何在变化的时代中保持感知，并将个人经验转化为作品。风会继续吹过，而艺术家的写生，也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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